考走了十几个民办教师。这消息使梅一面兴奋，一面又为张老师没能在去年考走深感惋惜。

    之后，夫妻俩怀着新的期冀，开始了漫长的人生攻坚。睡在半夜的时候，梅经常趴在丈夫耳朵上说，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在省教委工作，你只要能考上教师进修学校，他就能把你划入统一分配的行列。这样，我返城，你进城，一切都好了。在张老师一方，却决无进城之意。所谓考学，只是为了给这个奇异的家庭注入新的生机。改变一下家庭结构成份，不能总是女方是公办教师，男方却是民办。女方拿国家工资，男方拿队里工分。然梅是趴在他身上说的，自然不好扫了她的兴致，且话的最后，她总忘不掉赘述说，不为我们，为了孩子。我们全家进了省会，也把母亲一同接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享几年晚福。

    说得多了，张老师也被妻子鼓动起来。重新找来扔去的书籍，从初中的一元二次方程开始复习，直到高中的高等数学概述。学校的课程轻车熟路，要紧时候，全由梅来代课。儿子为谋前程，母亲自是要揽过一应家务。两个女人把张老师的时间整得宽宽松松，每日都要坐下复习几个小时，临届考试，又常常通宵达旦，彻底不眠，甚至梅也陪着苦熬，两个人合解一道难题。可惜茬苒三年，连年榜上有名，却终于没能走进那座师范学院。梅也只好一声长叹，痛哭一场，最终无可奈何地离开张家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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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离开张家营，也不能说是因为张老师没走进师范学院。毕竟梅身上没有流动那股势利的俗血，若没几分清高，也决然不会嫁给一个农民，即便是不能拔腿于乡村社会，仅凭藉为省会郑州的知青，那个年月，在县城找一个有钱有势，又有高等户籍的殷实人家，事实上也易如反掌。梅的走离，从公平眼里去看，为时势所必然。据一九九○的统计说，省城的下乡知青，包括少部分在乡下结婚的、那些无可奈何不能返城的，至年底，除梅以外，全部通过各种途径迁返故里。而最后的无可奈何者，返城又多都不得不以婚变为代价。据说其中一年的婚变，远在三位数以上。如此说来，梅又能如何？不过话又说回，张老师若是步入师范学院，结局也许令人欣慰。

    张老师第一年跨越了录取分数线，有关教育界人士有言：凡过线者均可录取，便欣喜若狂，在张家营坐等喜报。然而从夏末等到秋中，没有过线的村长的外甥都已扛着行李，踏上前程，而梅和张老师却终于没有接到一纸通知。第二年走出考场，梅和张老师便轮流住在县城的个体旅社。一个月缓缓走过，分数下来，说张老师差零点五分没有过线。而偏偏这年，确是凡过线者都昂首去了。从县城回到家里，张老师倒头睡了三天，梅将馍饭端在床前，张老师望着她瘦削的面孔，劈脸打了自己几个耳光，梅说为了这个家，你别气馁，下年再考。可五个月以后，老君庙小学校长去县城开会回来，说张老师分数不是没有过线，而是分数统计员将三百七十九点五，错写成了三百二十九点五，待发现漏了五十分，招生已经时过境迁。一字之差，成为千古之恨。第三年录取有望，不枉了几年呕心沥血，分数遥遥领先于全县民师之首。可发通知时候，张家营的老君庙小学，依然不见一张白纸。

    事至今日，已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夫妻双双，决计要到有关部门，问出一个的确来。

    有关部门回答十分明确，今年录取重点是照顾那些地、县级模范教师。县城的风光，决没有乡下的温情。至今张老师躺在床上，穿过一片暗黑，还能看到那个办公室一张又一张冷漠的脸。红头文件摆在桌上，窗明几净的光亮，在那些脸上镀下一层金色。问说为何老君庙小学没有评过模教？答说问你们公社。八十里的山路，梅用一天的颠荡，公社教育组的同志回了她话，说一个公社一年分一个模教指标，还没有轮到老君庙。梅说张老师一口气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