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的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从而害人、害己，害了革命。）这是我们的教训。血的教训———我蹲的那一间狱房，小得除放一张床和一个屎尿桶儿，就几乎连一只蚂蚁也不能再容了，厚砖墙，粗铁窗，吃饭时从那扇小窗里递进去，有事了从那铁窗里向外唤。我在那屋子里待了八个月，也许是一年八个月。我差不多忘记了我被放进去的时间和季节，忘记了红梅和我分手时脸上的表情和模样。每天除了读床头的毛主席著作和样板戏戏本以改造思想煎熬时光以外，就是躺在那床上喂虱子和跳蚤。弄得我差一点也就忘记了天，忘记了地，忘记了苏修和美帝；不知年，不知月，不知革命形势变化急，忘记了革命洪流浪多高，不知道大浪淘沙时已去。乾坤翻转时代变，日头果然出之西。朝朝暮暮不盼天，暮暮朝朝不盼地，朝暮只盼有人提审你。不盼地来不盼天，只盼红梅有消息。我连红梅的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每夜梦里都和红梅在一起。可他们突然间连续不断的提审我时，已经把枪毙我和红梅的布告贴满了城里的大街小巷和程岗镇街街道道，连程前街的井台上和程中街的碾盘上都有我和红梅的照片和名字。我们的名字上都印了一个红“×”儿。一片废墟的程寺瘫在村落后，原来的启贤堂和藏经楼的立柱还坚在半空里，那立柱上贴的枪毙我俩的布告在风中被吹得哗哗响。这些情况是程庆林去探监时告诉我的，他一走他们就开始开闸流水样不间断地提审我。他们让我把我的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从部队谈到程岗镇，从乡村革命开始的第一天谈到最终炸程寺，从程桂枝和程庆东的死，谈到程天青的疯和程天民被寺砖庙瓦的大活埋。对他们，那些坐在审判席上听讲故事的同道者，我始终怀着对组织的忠诚和信仰，从不隐瞒事实，从不添加水分。他们说我和红梅是他们遇到的最为诚实的囚犯（很遗憾，他们没有说我们是一对革命者），说我俩交待的犯罪经过（该是革命行为）一模一样，唯一的出入是说我和红梅的男女关系时，称红梅说的粗略而含蓄，而我说得直白而详尽。（革命情，同志爱，烈火燎原放异彩，坦坦荡荡告诉党，丝丝毫毫不隐埋，天大的窟窿革命补，地大的过错我们改，革命熔炉能容难容事，革命情怀能包万种爱。）可是，他们还是决定把我们执行枪决了。这难道不是公然在违背波茨坦公告吗？抗战一旦结束，内战的危险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我向全世界呼吁，一致起来，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吧！可是，他们还是向我们开枪了。那一天，是又一个新的冬后的开春日，一世界都洋溢着草青芽绿的青嫩气。执行枪决的地点是我们程岗十三里河上游二里处的河滩上，那里河滩开阔，流水响亮，到处都是红红白白的鹅卵石。到处都写着“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和“狠批高爱军、夏红梅的反革命通奸杀人罪，再在他们遗臭万年的死尸上踏上一只脚！”的标语和谩骂（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大堤上，柳树上，石头上，还有搭起的审判台的立柱上，那些兴奋至极的标语如秋日飘叶，那些谩骂的墨汁如夏日落雨。审判台有五尺多高，借着河堤搭在河岸上，台子下从四面八方来的社员群众人山人海，人头像满山遍野的荒草地上撒满的羊群的粪蛋儿，各条道上，正朝这儿涌着的人们像散圈儿的牛儿马儿和猪儿。台上肃穆庄严，台下嘈杂一片，不知程岗镇十几个大队的数万社员群众是从东西南北赶来参加公审会，还是从八面四方涌到程岗的河滩赶庙会。当公审人员借着高音喇叭的威风下令把我从一辆帐篷卡车上押到公审的台上时（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我看见台下人头攒动，翻江倒海，口号声此起彼伏，唤叫声唾液飞溅，半空中口号撞着口号，潮起潮落，脚地上说话声挤着说话声，语青音白。呼口号的举着胳膊，一片胳膊一片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