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防止我们逃跑，让我们脚一落地就犯政治错误，罪加一等的。”她看着面前地上的毛主席像，脸上浮了惨淡一层笑，想说啥儿却又没有说出来。我说：“只要革命情谊在，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该说的话你给我一个眼色我就明白了。”她说：“会让我们在这木凳上蹲一夜吗？”我说：“不知道。”她说：“让我们蹲一夜我们就会栽倒在地上，就会踩到毛主席的像上去。”我说：“那我们就正中了人家的圈套，就罪加一等了。”这时候，屋里最后的日光还没退下去，刚刚有些昏暗升上来，拘留室突然变得灯火通明了。屋里所有的灯光全亮啦。顶上是五个聚光灯，四面墙壁各有两个，统共八个聚光灯。这13个灯泡都是200瓦或者500瓦，炽白发亮如喇叭一样的灯罩的方向全都对准我们俩。我们忽然感到浑身如火烤一模样，眼睛又刺又疼，仿佛有束束烧红的钢针在往眼里扎。我们慌忙揉揉眼，待些微适应了那炽热的强光时，那一扇小窗被严严关闭了。听到了哨兵走下哨楼的脚步声和木梯在脚下的咯吱声，像我们被扔进革命熔炉以后人家就走了，不管不问了，只等着把我们熔成反革命的废渣以后再来把我们抬出去，再在我们反革命的废渣身上踏上一只脚，再踏上一只脚，置于死地而后快，让我们永生永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以我的敏锐洞察了这一点。我们以我们的直觉洞悉了这一切。我们百分之百地预见到了他们的用心和目的。脚下的毛主席像一尘不染，只要我们下了凳子踩上去，毛主席像上就必须留下脚印儿，就是把鞋脱掉踩上去，你的脚趾印也要留上去。还有那通往门口去摆成四行水波纹的毛主席的石膏像，灯一亮，我就看见有几座像边上都露出一个笔画简单的汉字儿，有的是“工”字，有的是“十”字，有的是“五”，有的是“三”，还有的是“：”或“、”，不消说，那些大小、塑形不一的每一座毛主席的像，放在哪儿都是有它的秘记的。更为险恶的，是那些毛主席像的脸是朝着哪个方向扭，那些标记不仅记住了每个像的坐标和方位，还暗记了那些像的坐向和朝向。我和红梅认真观察了，不从那儿拿起二至三个毛主席像，你就无法落下一只脚，要从那木凳上走下来，你必须一连拿起五到六个毛主席像，才能把双脚落下来，而你往前每挪一步，又必须把身后的毛主席像放回到原处儿。而这当儿麻烦就来了，你记住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毛主席像的位置在哪儿，你却无法记住这些毛主席像的方向朝哪儿。它们几乎没有两个相邻的方向是相互一致的，且每个和每个的方向差别不是正东或正西，正南或正北，而是正东或东北一点儿，西南和东南一点儿，再或东南和西南偏北一点儿。那紧挨紧立成四道水波纹的主席像，仿佛是一片革命的八卦阵，走进去你若不知道那道秘诀你就决然出不来。我和红梅彼此相望着，谁都没说话。好在那个季节还不到盛夏里，闷热还没有如蒸笼样把我们笼罩着。在黄昏后（也许是黄昏后）的静寂中，我们没有听到城里工厂的隆隆声，也没有听到城郊铁路上每天夜里通行的运煤的火车汽笛声（难忘的城郊铁路啊！）我们隐隐嗅到了田野的腥味，像丝绒样从门缝、窗缝挤进来，嗅到了似乎有烧砖瓦的窑味夹在那田野的气息中（或许是田野的气息夹在砖窟的硫磺气味中）。我看不见我的脸是啥儿色，可我看见我的心又灰又冷，如水湿的蓝布或灰布，看见红梅的脸不知从啥儿时候显得又有些苍白了，好像又有些心慌意乱了。时间如流不过去的黄泥水，又粘又稠，迟迟缓缓，漫溢在这又空又大，把革命的景况堆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里。我们就那样蹲在一米高，正好能放两只脚的柳木凳子上，一会看看脚，一会看看脚下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是那么慈祥地微笑着），一会又彼此抬头看一眼。很想找一句能彼此鼓舞精神的话儿说一说（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但在一定时候，在特殊条件下，物质要让位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