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不能坐，站着时两腿发软，蹲下时双脚发麻。不知道那一夜是如何煎熬过来的，蹲蹲站站，站站蹲蹲，实在瞌睡时就蹲在那儿用双手抓住凳沿小打一个盹。屋子又大又空，天窗前又没有哨兵，只要一迈腿我们就可以下去凳子，躺在地上睡一觉。然而，我们不能下。我们也绝然不会下。只有我们明白，一旦踏上地面的主席像，一旦碰倒了地上的石膏像，一旦踩住了毛主席语录的哪个字，那将是何样的过错和罪恶，就是你对你所犯的罪恶不讲一个字，你这一踏一碰的罪恶也远比你犯下的罪恶大得多。我们是从革命风浪中走过来的人，我们是地道的革命者，我们能最深刻的理解、领会走下凳子的严重性。我们聪明、智慧，富于才华，我们决不会把我们自己送向政治的断头台。到了下半夜，世界彻底无声无息了，我们隐隐地听到从哪个方向传来的工厂的机器声，还隐隐地感到有两列火车从铁轨上轧过的隆隆声。我们从那声音中判断出，我们距县城少说有三十里，或者五十里。夜露的气味凉凉地浸到拘留室里来。剧烈的灯光的灼热使我们越发感到瞌睡的不可抵抗和反对。我们有几次打盹儿时候差一点跌下高凳摔倒到毛主席的像上去，有几次因为瞌睡往凳面瘫坐时，被那尖钉儿扎破了屁股上的肉。有一次红梅被钉子扎中了，她啊呀的尖叫把天花板上的灰尘震得纷纷落下来，可醒来后，瞌睡依然在眼皮上黏拽粘贴着。她说：“爱军，我们怕熬不过去这份酷刑哩。”我说：“你瞌睡得受不了？”她说：“早晚我俩得从凳上摔下去成为现行反革命。”我说：“事情往往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转机也就出现了，胜利也就出现了。”她说：“我脚麻、腿软，眼皮酸，我怕是坚持不了多久啦。”我说：“你抓住凳沿闭着眼，一边放心大胆地打盹儿，一边用心听我数数儿，数到十你就睁开眼，睁不开了我叫你。”她就抓住凳沿把眼睛闭上了，我一边查数儿，一边盯着她，看她头有些歪了就忙叫醒她。我们就这样一人打瞌睡，一人查着数儿在观察，数到十或十几就把对方从瞌睡中叫醒来。我们用我们的毅力和智慧终于把那漫长的一夜打发过去了。天亮时，那个年轻的士兵拿着刚刷过牙的牙缸、牙刷把门打开后，他把牙缸、牙刷放在门里脚地上，把那四行水波纹的毛主席像胡乱地往两边挤挪着，腾出一条路，露出两行莫名其妙、笔画简单的粉笔汉字或部首，从那汉字中间到高凳面前立下来，瞅瞅两凳间的毛主席像，见没有脚印或别的痕迹儿，便弯下腰借着从门口射过来的日光，去那像上找脚纹或手纹。当他认定我们没有踩那张毛主席的巨像时，又去看我们凳后、凳左、凳右的画像和语录。他至少在那凳子周围看了十分钟，终于确认我们一夜没有走下凳子时，便一脸惊异地抬头瞟着我们俩。我说：“我们真的一夜没下去。”他说：“你们是第一例在这凳上坚持了一夜的。”我说：“我们又饥又饿，你们总得让我们吃些啥，哪怕让我俩喝上一口汤。”他说：“有吃的，也有喝的，可我让你们吃喝了，怕就该我站到那凳子上去了。”我说：“不能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吧。”他说：“交待吧。交待了你们就可以从凳子上下来了，别到最后不仅老实交待了，还又罪加一等成了现行反革命。”我试探地问，“让我们说啥呢？”他冷冷地望着我：“你问我？犯了啥罪你自己最清楚，不想说你就在凳上等着罪加一等吧。”这样说完，他又开始倒退着走，把挪到边上的石膏像重又一个一个放回原处里。有时候，似乎是忘记了那个石膏像应该在哪儿，他会把石膏像倒过来，看看像底，又看看地上的简易汉字或部首，换一个石膏像放到那个汉字或者部首上。他的这一举动，入迷地吸引了我和红梅，我们听不清他嘴里嘟嘟囔囔说了啥，可我们看见他嘴一张一合，念念有词，看见了他挪开石膏像的中间靠我们这边的两行水波纹像下的汉字和部首，第一行的前面五个是“五、山、委、辶、月”第二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