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的纸团夺下来，扔在桌子上：“高爱军，你不是自称你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该你出面革命了，该你给大伙出谋划策了，该你向王振海宣战了，可你为啥不说话儿啦？不敢出面了是不是？斗不过王振海了是不是？束手无策了是不是？”红梅这样说着时，她的脸上又有了先前的光亮和激动，又有了一谈到革命和遇到革命形势发生变化时的不安和兴奋。我看出来斗争这剂良药开始在红梅身上生效了，她的那种忧郁由于革命斗争受到了挫折，或者说她作为年轻、漂亮的女支书受到了王振海的藐视感到人格受到污辱了。我从凳子上站起来，用脚在地上拧一下说：“他妈的，阶级和阶级，果然不能调和哩，你不把他置于死地，他就早晚会把枪口对准你。”我说：“红梅，有些事情不是不报，是时辰不到，时辰一到，就必然会报。现在王振海又向我们程岗大队开枪了，在你我都心神不宁的时候开枪了。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坐而不动，置若罔闻了；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我说：“红梅，你现在就回到会场上，密切注意王振海和赵秀玉。我就不信他们没有一腿儿。王振海他老婆是瘫子，在床上不能做那事，我就不信王振海他妈的真的是圣人。”红梅望着我没有动。我说：“你去呀。会上该吃午饭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弄出一点线索来，有一丁半点他和赵秀玉的线索就能把他王振海掀翻掉。”红梅便将信将疑又信心十足的走去了。红梅再次从会上回来已是吃过午饭的后半晌，我们仍然是在大队部里见的面，仍然坐在我们曾几次当床用过的榆木腿、柳木面的桌子前。我说：“咋样？”她半神半秘说：“有些异样儿，吃午饭时王镇长把他碗里的肉往赵秀玉碗里夹了几块儿；赵秀玉说：‘不要不要。’王镇长说：‘客气啥呀，我们在外边比你们在山里吃肉多。’”我问：“王镇长给别人夹肉没？”红梅说：“没有见。”我有些兴奋了：“还有别的啥？”红梅说：“散会时王镇长在政府门口送各大队的支部书记，我觉得他和赵玉秀握手时握得紧一些，也握得时间长一些。”我问：“握手时赵玉秀的脸红没？”她有些遗憾道：“当时我在赵的身后没看清，但我觉得王镇长的眼睛特别亮。”我说：“日他祖先，百分之二百他们有一腿。”她说：“不一定有一腿，但至少能看出来王镇长对赵支书格外亲。”我说：“你不了解男人。他们肯定有一腿。”又问：“分手时他们说了啥？”红梅想了想：“王镇长握着赵秀玉的手说：‘秀玉，那事你还照我说的做，有了问题你全推到我头上。’赵秀玉说：‘王镇长，咱们那儿山高皇帝远，有了事我也不会牵涉你。”我把拳头在桌上捶一下，那桌上仅有的一个空水瓶跳起来滚在地上了：“‘那事’是啥事？不是男女关系是啥儿？这种种迹象表明，王镇长和赵秀玉的关系不一般。”我说：“红梅，毛主席说那话一点都不错：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我们认真了，世界上没有我们办不成的事。还有那段话：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相，而把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他们总有一天要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我们认真了，他露出尾巴我们就不可能不一下揪住他的尾巴，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摔下来。”红梅说：“爱军，捉奸要捉双，至少也得有人给我们写一份证言材料我脸上挂了一层笑，隔着桌子把红梅的手捏在我手里说：“日他奶奶，明儿天你从大队会计那儿借10块钱，就像杨子荣说的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俩去一趟王镇长的老家王家峪，就是买也得买回一份证言材料来。”第二天，我们就到耙耧山深处的王家峪进行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