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心里便有些些善意了（有时候，善良是革命者的天敌）。“日头晒着你了，”我说，“给你爹说，见好就收吧，我当了支书，也不会让他吃啥儿亏。”她往后退到阴凉处，脸上是被日光晒透了的黑红色。“我爹病了，病了几天啦。那天看了你们印的东西他就倒在床上啦。”她说，“高爱军，今儿我爹60大寿，想摆两桌筵席高兴高兴哩，你趁这当儿去给他道个歉，赔声不是，我程桂枝以后对你好，对你娘好，把你娘从岗上接下来一起过日子。只要你对我爹好，我就一定对你娘好行不行？”我盯着坐在那儿的程桂枝。她的脸那时候因为从来没有过的乞求呈出了过夜猪肝的深紫色。我忽然就有了从未有过的恶心她，从未有过地瞧不起她和可怜她。我觉得我怎么会和这样一个既丑又呆的女人结婚呢？怎么会和她生下一双儿女呢？她居然可以拿对我娘好来做条件，居然可以以本应存在却早已不存的孝心来谈革命中的大是大非呢？难道革命的问题是可以用家庭的手段解决的？难道阶级斗争是可以用搅面条的筷子调和吗？难道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一把小米，几颗豆子的恩赐吗？我在程桂枝的脸上盯一会，看看我手腕上的“海鸥”表，拿起那笔、本和印盒出门了。“高爱军！”她突然站将起来把我叫住了。我没有扭头站在大门里。“我爹60大寿你不去是不是？”我冷冷“嗯”了一下说：“程桂枝，你对你爹说，现在到处都在节约闹革命，工厂在节约一锹煤，城市在节约一滴水，全国上下，人人都在多、快、好、省地抓革命，促生产，要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毛主席说：‘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可你爹身为党员干部，几千口人的带头人，却在60岁生日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这到底是啥意思哩？是为了过生日，还是别有用心呢？”我走了。说完这些我就出门了。我听见程桂枝怒不可遏地在我身后跳着又一次叫了我的名，唤着说：“高爱军，我会让你后悔的！”那时候我不知道她这话的真正含义，顺手把大门关起来，大声回敬了一句话：“后悔的不是我，而是你爹程天青。”然后，我就扬长走去了。午时的胡同像是一条热布袋，知了的叫声仿佛炒过的沙粒一样从树上倒下来，从那空布袋里流过来，滚过去。谁家的狗吐着舌头，看见我懒懒地抬抬头，就又在树下睡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时刻，没有任何异样的时间里，程岗的革命形势发生根本的改变了。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改变了。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总是孕育在必然之中）。因为这个时间的平常，因为形势的瞬息万变，因为我对革命太过专心和用力，致使曙光从黑暗中突现那一刻，使我没有觉察它就降临了。被我关上大门的高爱军家悄无声息。被我的脚步丢在身后的程岗镇悄无声息。我走出村子时，镇政府的旧北京吉普车不知从哪开回来，我看见那个总是剃着平头的中年镇长王振海坐在车里边，绕着程岗镇边上的村外公路，朝镇政府大院的方向开去了。我希望他能停车和我说句话，可那车一溜烟地开走了。我知道他不会停车和我说话的。他不认识我，还不知道程岗镇上藏龙卧虎，正隐身着一个天才的革命家，不知道那位革命家就是他这个中年镇长最得力的掘墓人。我望着那远去的吉普车，捡起一块石头朝着吉普车的方向砸过去，看着那石头撞在一棵桐树上，把那棵桐树砸得皮破汁流，才朝十三里河那儿走去了。红梅已经先一步到了十三里河滩上。她把她的闺女桃儿也领到了河滩上。桃儿正脱光双脚，坐在河边用白藕似的两个脚片在水里拍打着。红梅看见我好像有些对不住我的模样儿，瞅桃儿一眼说：“不让来，她就哭哭唤唤，没有法儿哩。”我朝桃儿那边望望说：“来吧，没事儿，以后有机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