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坏了，但是已经无法可想。

    父亲的态度却完全不相同。他觉得体仁现在跟他年轻时候儿是一个样儿。他知道自己年轻时是骄纵坏了，给自己招了许多麻烦。但是父亲越是对儿子严厉，越是不容易见到儿子，因为儿子也就越躲着他。所以姚思安这个做父亲的，已经弄得自己的儿子战战兢兢的不敢见他了。

    他们逃拳匪的前几个月，体仁用刀子伤了另一个男孩子的脸，伤口直到脖子上，受伤的孩子流血很多。他父亲把他缚在院子里的树上，打了个半死才歇手。这使他越发怕他父亲，越发恨他父亲。打了之后，体仁在床上躺了十来天。姚太太在儿子面前对丈夫说：“我知道他也得受受教训。可是他若是有个好歹儿，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你叫我老来依靠谁呀？”

    这么一来，关于管教体仁，夫妻二人便成了南辕北辙。而父亲就把儿子看做“孽种”，只好任其自然，要倾家荡产也只好由他了。两个办法都不对，一是任其自然，二是严加管束，这样，不是使他皮肉受苦，就是使他心情不乐。中国传统的看法是这样：恐惧对身体有害，人若是气血不舒或是吓破了胆子，会引起种种的毛病。后来不久，母亲也就把她儿子看做“冤家”了。就像前辈子欠人家帐，这辈子人家来投生做这一家的儿子，要挥霍了这一家的财产，这个儿子自然是这家的“冤家”了。

    因为实际情形如此，无可奈何，母亲认为家中出此不肖之子，这是命。父亲从哲学的盛衰之理上看，认为家中出此不肖之子，也是命。

    木兰的地位也被拉到两个相反的方向，因为体仁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由于她本身的优点，她就越来越受重视。

    姚太太对女儿之严，正如她对儿子之宽。她对女儿严是给女儿传统的教育，理当如此。在这方面她认为是讲得通的。自己的女儿是生在富有之家，长在富有之家，可是她们不能在家过一辈子，不能永远享受那份儿财产呀。他们要嫁到别的人家，贫富高低不一定呀。所以她们必须有女人主要的美德：节俭、勤劳、端庄、知礼、谦让、服从、善理家事，以及育婴、烹饪、剪裁缝纫等。

    但是在对待男女孩子之差别一事上，姚家比别的人家可相差太多。

    木兰和莫愁在八、九岁，就要学正坐，两腿紧并在一起，而体仁在椅子上永远不是正坐，而是把椅子弄斜，两根椅子腿着地，自己则把两只脚放在桌子上。丫鬟宁可在四周围闲着没事做，木兰妹妹必须自己洗内衣（当然要晒在不会有男客人看得见的隐密的地方儿），帮着在厨房做事，发面蒸馒头蒸包子，擀面烙饼，自己做鞋，裁衣裳，缝衣裳。她俩唯一不做的事，就是不用去舂米、推磨、磨面，因为做这种事会把手掌弄粗的。她们必须学会女人在社会上的礼节风俗，诸如怎么送礼，怎么赏送礼的用人，记各种节气，各种不同应时的食物名称，婚、丧、生日的礼节规矩，辈分高低，远近许多父系母系方面亲戚的称呼，如舅父、姨父、伯父、叔父、舅母、姨母、姑母、伯母、婶子、姐妹、姑表姐妹、堂姐妹、表兄弟、姑表兄弟、堂兄弟、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还有这些人的子女称呼等。不过拿女人的聪明记这些复杂的名称关系，是没有困难的。木兰十四岁肘，在一家丧礼客厅里，用眼睛一扫，就凭棺材后头那些人的丧服记号儿特点，就看得出死人有多少儿子，多少女儿，多少儿媳妇，多少女婿。木兰知道姑娘嫁后几天回门，几天之后新娘的弟弟到姐姐家去回拜，在回拜时什么时候婆家端上四碗什么菜，她都弄得清清楚楚。她知道新娘的弟弟只能把那些菜尝尝而已，不能大吃。这都是活学问，又有趣，又有用。

    姚太太把家里的事也渐渐跟木兰商量，叫她用笔写下来，比如说装在箱子里是哪些东西，好帮着记忆。孩子这样就成了母亲的大帮手，因为，比如说，上次五月节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