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有价值的科学家,为数至为稀少,其情形恐为中国与欧美彼此相同也。不过吾们有许许多多士大夫阶级的文人如举人进士之类,为数之多,不亚于美国哲学博士。此辈在名利场中争取头衔,一以为衣食计,一以抬高社会上之身份地位。或许中国的举人,比之美国的哲学博士,蠢害社会,为祸尤深。他们都得经过一度严格考试,故须赖其平庸之智力,下一番苦功。他们都想猎取一种目的,纯粹商业性的目的,他们所受的那种专应考试程式的教育,全部无所适用于任何工作,只有挟着书本子贩卖其常识而已。
中国的哲学博士相公们,都挟有显明的官僚资格。其中也有真实才干的人才,他们的摭拾功名除了兴会与易取以外,无其他尘世上的理由可言,他们常能攀登很高的名位直到考试最后阶段的殿试而成为进士或翰林,此辈或外放为知县或留京为京官。不过士子的大多数常沉滞于初级考试阶段或中级考试阶段,称为秀才(约等于BA)或举人(约等于MA),更大多数的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则称为诸生,即为生员之意。全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生员受地方官府的廪食,成为群集四乡的变相游民。
秀才,举人,以及那些名落孙山的读书人,其较优之行业为充当教席,恶劣者即为“土豪地棍”。他们是客串式的律师而以代人包揽诉讼为职业者。他们恒与衙门中科员之辈互相勾结,上下其手。或则承包捐税,则与当地富商互相勾结,他们对于学术修养一无所知,但能出于强记的背诵四书五经而已,大多数且能同时背诵朱熹的注解。朱熹的注解称为监本,是给他们习诵的惟一经籍解释本。他们既不能写好诗,所受专应科举考试的训练,范围至为狭隘,而他们所学习的八股文又那么因袭老套,致使他们不能依事实写一篇清楚正确的新闻报告,或写一张简单商业便条,开列普通商品名目,倒是有经验的小伙计,写来比他高明。可是他们的势力却是不可轻侮,他们有一种阶级自觉,一种阶级组织,也有一种阶级的理想。顾炎武曾有一篇专论此辈生员的文字,题为《生员论》,兹摘录其一节如下:
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嚣讼逋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则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自身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得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是坑儒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倒持之,皆此之由也……
顾炎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定当此种罪恶严重的时期。而此秀才或上等游民寄生虫的本质,直至今日,根本上未有变更,不过他的名目,换上了“大学毕业生”。
当然不是全体都是恶棍,各城镇各乡村也有自好谦让、节俭而知足的读书人,他们是属于被压迫阶级而非属于压迫阶级的,因为他们自甘安贫而不争。市镇上偶尔也有一二高尚的学者,他们不愿踏进科场,而终生献身学术。有价值的著作,仅能期之于此辈学者,否则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