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的经书在吾们自己的纪元第六世纪时几将变成不可诵读。试一想及此,很觉有趣,倘真遇到这样情形,孔子的尊崇地位将受到何等影响呢?

    的确,中国文字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发生过重大变革,至今研究孔氏学说的学者,分成二大营垒:其一信仰“古文”的经书本子,所谓古文据说是砌藏于孔氏居宅壁间,得免燔灼,而经后来坏壁发现的原本;别一派信仰“今文”书本,这是年老儒生口授传诵而笔录下来的,这些老儒生系将经书熟记,幸免于暴秦的厄运者。但从此以后(纪元前二一三年)屡有写作,在形式上有比较不甚重要之改进,此等写作对于孔氏经书之深入中国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贡献。凡符合于孔氏经书早期写本者,亦符合于全部文学的传统,继汉代以后者尤然。一个中国学生,凡能诵读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训练诵读第十三世纪、第十世纪,甚至第二世纪的著作,亦犹现代艺术家之欣赏维纳斯、欣赏罗丹之作品同样容易。倘令古代学术不能若是易于了解,那古典文学之传统势力还会这样雄大,而中国人的心理还会这么保守吗?怕未见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于固定不变的文言之产生,致与口语判离而使寻常学子几难于通畅。至于发声组合的字体,天然将依随现行语言的变迁与惯用语法。书写的语言如其不甚依赖发声,在惯用语与文法方面,获得较大之自由。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语的法则,它有它自己的结构法则和大量的惯用语,系自历代著作收集而来的文学成语。如此,它乃产生一种独立的实体,多少是服从文学范型的。

    随时代之进展,此文学语言与当代通行语言间之差别,愈来愈巨,直至今日,学习古代语言,从心理上感到之艰难,几等于学习外国语言。普通句段结构之法则,书写的文言与口说的白话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仅把古文字眼填入现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写成一篇古文了。例如一个简单的连语“三两银子”,在文言中却要变更造句法,写成“银三两”;又似现行语中说“吾从未见过”,古文中的惯用语为“余未之见也”。此目的格的一字,经常置于动词之前,倘其动词为否定格的时候。现代中国学生是以常易犯语风上的错误,有如英国学生在学习法语时之说Jevoisvous,恰等于学习外国语言。在一个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范围广泛地使用法之熟习,是以练习之时,经常累月地背诵古代杰作亦为免不了的手续。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畅通外国语言一样,也就很少中国文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实际上,中国今日仅不过三四人能写流利的周代经典式的古文。吾们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这种书本上的语言,此在外国人固非难于治理的。这书本上的语言且又缺乏语言本身的真意味。

    使用中国的象形文字,使脱离语言真意味的文字得以逐渐发展,文字的与发声原则分离而独立,加速它的单音组合的性质。而且事实上口语中的二连音的字眼,仍可以用单音文字来代表,因为文字本身由其组合作用已使意义表显得很清楚。例如吾们在口语中需要一个二连音“老虎”以资在听觉上辨别与其他读“虎”字音的字眼相混淆,但在书写文字中就用一个虎字已够了。文言是以较之白话更见倾向于单音,因为它的基本是在视觉上,而非在听觉上。

    从此极端的单音主义乃发展一种极端简洁的格调,这种格调不能用口语来模仿而获免不可理解的危险的,而此格调亦即为中国文学之特性的美点。如是吾人乃创造一种韵律,恰恰每七字一行,可以包括大致似英文无韵诗的二行那么多字的意义。这种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像的,在其他别种语言中亦是不可想像的。不论在散文或诗词中,此用字之经济,产生一种风格,其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其韵调经重衡量务须达到“恰到好处”之程度,而往往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