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国家为标准,吾们的政治生命中最显著的特点,为缺乏宪法,并缺乏公民权利之观念,这样的特点之存在,只因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和的哲理,而不是一种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地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地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

    对此所谓贤能政府所下的批评,其精审、公平、正确,应无过于二千一百年以前韩非子的伟论,韩非子为属于法家之大哲学家,约生于孔子后三世纪。他是法家哲学派中最后亦为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张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恶极为精确,而他所描述的当时之政治生活现象极相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倘令韩非子复生而亲向吾人口述,亦将不易一字。

    依照韩非子的意见,政治智慧之起点,始终摈弃道德之俗论并避免道德之改进。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较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着道德的改进,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地谈道德的腐论历二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进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中国人民应该明了,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依著者愚见,用道德来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议论,何以如是流行,特殊那些官吏们谈得尤为起劲,就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改革,至少不会有害于人。可是吾们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怀好意,有几个简直有一颗墨黑的良心。著者固知张宗昌督办和别位恢复名教礼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准者,通常都广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为强奸幼女之老手。吾人说“仁义是美德”,他们亦将回答说:“不差,仁义是良行。”这样胡胡调,固无伤于任何人。另一方面,吾从未听见吾们的官僚老爷讲起法治政府,因为人民将对之说:“很好,我们嗣后将用法律检举你们,而请你们进监狱。”是以吾人停止谈论道德愈早,而移其论旨于严格推行法治,则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闪避法律制裁,使他们不再能托故优游外国租界而写写意意诵读孔子经书。

    简言之,韩非子时代有两种相对的政治概念,吾人在此现时代亦然。即孔子的贤能政府之概念和法治政府之概念,把每个统治者当作贤人君子,因而亦以对待贤人君子之礼待遇之。法治制度的政治概念,则把每个统治者当作坏蛋看待,因进而制备种种条款,以防止其遂行歪曲意念。很清楚,前者是中国传统的见地,而后者是西洋的见地,亦即为韩非子的见地。似韩非子所说:“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这就是法家哲学的道德观之基点。换言之,吾人不以统治者为君子而冀其行仁义之道,吾人应目之为潜伏的囚犯而筹谋种种方法与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剥削人民的权利与卖国。你可以很容易看出后者的制度是较易于收实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静待此等君子之良心发现高明得多。

    在中国,吾们恰恰做了相反的工作。非但不把他们当作潜伏的坏蛋——这是我们老早应该如此的——却把他们当作君子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