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底层升腾上来。中国的科举考试,无人不可参加,除非是乞丐或娼家的儿子。一方面,教育的费用并不昂贵,不致仅让富裕阶级的儿孙独沾利益。读书求学,为有才之士所享的特权,却非是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特权;学问的进修,也从未受贫穷之累而遭遇任何严重的阻挠,由是看来,可以说人人都是机会平等的。

    中国社会依着士农工商的次序而分成四个阶级。在初期农业社会里,人民的精神是根本上属于德谟克拉西的,而中国差不多一向滞留在农业社会的阶段。中国没有阶级敌对的心理,因为没有此种必要。士农工商四个阶级间的互相往来,不受阶级意识和势利心的破坏,除非是上面说过的衙门阶级。一个富商或一位高等官吏可以很和气亲睦地跟一位木匠师傅对坐品茗,谈天说地,这是很平常的,或许比之英国大地主的家人跟佃农说话较少虚文。农夫、工匠、商人,都是土地的滋液,大家都是很卑逊、安静、自重的人民。农人受了孔子学说的影响,被置于农工商三阶级之首,因为关心米谷之中国人,常能明了粒粒盘中餐从何而来,是以对农夫感戴无限。农夫与商人和工匠,大家都景仰读书人——士——认为是一种赋有特权而应受人礼遇的阶级。更由于中国文字辨认的困难,此对于书生的尊敬系出自心底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