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造成快乐的幸福的事物中，他们完全是两样的，他们的处世态度，腔调，和性情无不两样：他们和属下职员间的关系也有相异之处，职员们或许怕他们，也许爱他们。

    他们也许是好吹毛求疵的也许是和蔼而宽大的，他们储蓄和用钱的方法也不同；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癖好，朋友，俱乐部，书籍和妻子也都是两样的。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的人，居然有那么大的差异，所以当我们看见报纸上的许多讣告时，我们也不禁有些奇怪，以为生于同代，死在一天的人，两者的生活竟是那么不同，有的安居乐业，专心一志地努力着，在工作中获到乐趣，有的没有固定的职业，到处浮沉着，有的成了发明家，有的从事探险，也有些人喜说笑话，有的却终日沉默寡欢，有的正在飞黄腾达名利双收之时，而结果却无声无息地在角落里死掉了，有的做着卖冰卖煤的买卖，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被刺死，身后遗下了黄金二万元。是的，虽然在工业时代，人生依然是奇妙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变化总还是人生的滋味。

    不管是政治的或社会的革命，宿命论，在人事上是没有这回事的。人性的因素，使那些新原理和新制度创造者的计算完全失败。也击退了法律，制度，和社会改革政策的创造者，不管所创造的是奥尼达团体制度（Oneida——奥尼达人系指居住纽约奥尼湖附近之美国印第安人——编者，）或美国劳工联盟，或法官林赛所定的伴侣婚姻制度。新娘和新郎的性格，比了婚姻和离婚的惯例理为重要。那些执行法律，或维护的人们法律本身更其重要。

    讲到个人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个人生活是一切的最终目标，并且也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进步，都是由许多个人（个人造成国家）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脾性而产生，所以也完全以个人的脾气的性格为基矗国家的政治和国家每一时期的进化，其决定的因素，完全是由于人民的脾性，因为在工业发展的原则之外，一个民族做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卢骚不会预料到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拿破仑的突然出现，正如马克思不会预料到他的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发展和斯太林的出现一样。

    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演变决不是由一般所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所决定，而是由于人类天性上的某些特质和法国人脾性上的某些特殊质素所决定，马克思虽有根严正的辩证法，可是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将取的途径之猜测，却是完全失败的。从逻辑上讲起来，照他的逆料，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应发生于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和无产工人阶级抬头的地方，——先在英国继在美国，此外德国或许也有发生的可能。但是事实却不然，共产主义却是在俄国这么一个农业国，一个无产阶级没有多大力量的国家里，最先找到了实验的场所。这是因为马克思忘记顾到英国和美国的人的因素，忘记顾到英国人或美国人应付事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学上的一切重大的错误，全是由于不曾考虑到那个国家中那种不可测度的因素。英人不信任假说的口号，英国人做事有条不紊慢慢做的习惯。盎格罗撤克逊民族有着个人自由，自尊，明达，秩序的爱好；这些对于英美各种事态的发展，比之德国辩证学者的全部逻辑更有决定的力量。

    所以一个国家内的政事进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种个人的内在观念为根据。这种民族的脾性，这种所称为“人民的天才”的抽象的东西，终究是许多个组成国家的个人的集合表现，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应付某项问题或危机时动作中所表现的性格，一部分人有着一种谬误的观念以为这种“天才”的本质是像中世纪神学中的“灵魂”那样的一个神话的宝物，而不仅是一个比喻。实则国家的天才，不过是它的行为的一种性质和做事的方法罢了。对于这种天才，我们又有错误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