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看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我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中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候，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国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被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赞成贤人的政府。贤人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

    这是一个大胆的理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谟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主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缺乏纪律，这个癖性，成为我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样、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泡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而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无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讷著的“卖花女”吗？在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的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镑，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镑。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以知道怎样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自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义，还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最后可以决定把他送进伯明罕。（Birminghan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罕。他恰恰行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罕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表面之威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