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长发生了正面冲突，尽管这种冲突是牛刚强长期以来竭力避免，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发生冲突的起因还是程铁石这桩案子。

    一般的案件，都是合议庭讨论后，根据统一意见写出结案报告，交由庭长审批后，行文下判决即可。程铁石这桩案子，由于被告是当地的银行，再加上折腾的时间太长，影响很大，因而备受关注。合议庭议完后，还不能写结案报告，还得上庭务会，庭务会意见统一了，还要报院长审批，院长则还要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还需要经过审判委员会。与此同时，审理情况院长还要向市委常委汇报，因为这个案子受到市委主要领导的关注和重视，既有替银行批条子的，也有用电话口头打招呼的。表面上看，这些领导不论是批条子还是口头打招呼，话都讲得很原则，很有分寸，不外乎“请院长阅”、“请慎重处理”、“要依法办事”等等，但透过这些原则话，官话，空话，干预的力度确实足以让法院的砝码倾向领导倾向的一方。至于领导倾向谁，则要看领导批的是谁的条子，比如分管政法的市委副书记就在银行诉冤的报告上批了四个字：“请院长阅”，就足以让院长明白他的意思了。

    牛刚强也知道这个案子的分量，所以格外慎重，开庭后并没有急着写结案报告，而是先搞了个合议庭的讨论记录，拿着合议庭的讨论记录找到何庭长，把合议庭的审判意见先原原本本向何庭长汇报了一遍。

    何庭长不置可否，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排到庭务会上议议再说吧。”

    庭务会是定时的，每周三上午，就在何庭长办公室开，轮到议谁的案子谁到会，议完谁的案子谁退席，再轮下一个。所谓的庭务会，也就是在合议庭外在加上庭长、副庭长，实际上等于合议庭组成人员集体向庭长、副庭长汇报。这种办法的长处是对合议庭的审判行为多了一重监督。短处是把行政管理的手段照搬到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庭长、副庭长虽然没有具体审理案子，但长官意志却往往可以左右案件的审判结果。而且，如果发生错判，他们还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在判决书上签名的是本案的审判长、审判员，而不是庭长。

    牛刚强对所谓的庭务会的实际意义并不是不了解，所以他事先要跟庭长通通气，避免到了会上合议庭跟庭长的意见背道而驰，弄的双方下不了台，把带着分歧的案子报到审判委员会上去亮相。可是，何庭长对案子却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就是要把案子直截了当地往庭务会上拉。牛刚强对何庭长的这种态度不以为然，心想不愿沟通就不沟通，反正沟不沟通还不是都得到庭务会上过一遍。

    轮到牛刚强上会的那天，他特意把两位陪审员也请来与会，加强合议庭的论辩力量，减弱自己独自一人汇报时的主观独立印象。他们合议庭几个人一进到何庭长办公室，何庭长眉头就蹙了起来，拉长那张黑胖脸嘟囔了一句：“来这么多人干吗！”声音虽然不大，却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空气顿时有些涩滞，一位陪审员小声问牛刚强：“你说说就行了，我们就不参加了吧！”

    牛刚强也被弄得十分尴尬。审判员、陪审员、书记员都是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参加讨论本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庭务会无可厚非，只不过往常为了省事，讨论案子的庭务会一般只有审判员来汇报一下即可，但也并不是没有陪审员参加会议的先例。此外，案子是不是必须经过庭务会讨论，参加庭务会必须是哪些人等等，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各地法院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再说的严格一点，就连庭务会讨论案子这个做法本身是不是合法，也并无法律依据可循。因而，如果说我们的法制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还非常粗糙，最集中体现初级阶段特征的不是立法，而是执法。这种粗糙为司法审判中的长官意志、程序混乱、执法机关不守法、乃至徇私枉法、贪赃枉法提供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