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在早春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外省的阳光和首都的一样，都让人觉得珍贵。这个季节写字楼、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气已经停了，白天，室内比户外要明凉许多。这个季节尹小跳的骨头和肉常常有些酸疼，当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会突然一下子发酸；左脚域者右脚）的小脚趾，里边那些纤细的小关节也会一阵阵曲里拐弯儿针刺样地疼。这有点儿难受，却是一种好受的难受。那疼也是小打小闹，咿咿呀呀撒娇似的，像被太阳晒开了的一种半醉的呻吟。在她的头顶，路边的小叶杨也绿了，绿得还嫩，轻烟一般在浅色楼群的腰间缭绕。一座城市就显出了它的柔软，还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车上，摇下车窗玻璃把头探出去，像要试试外面的温度，又仿佛要让普天下的阳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颗剪着短发的脑袋上。她这种探头车外的姿态看上去有点儿野，再过分一点儿就是粗鲁了。可是尹小跳并不过分，从小她对各种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分寸感。

    所以此刻她的探头车外仅仅是有一点儿野和一点儿优雅。那时落下的玻璃正挤住她的下巴颏儿，宛若雪亮的刀锋正要抹她的脖子，还使她有种头在铡刀下的感觉。这是一幅血淋淋的过瘾景象，带点儿凛然不屈的自虐性质，是童年时代刘胡兰的故事留给尹小跳水远的纪念。每当她想起国民党匪帮用铡刀把十五岁的刘胡兰给铡了，她的喉咙就会“咕噜咕噜”响个不停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惊惧，又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快感。那时她就总问自己：为什么最吓人的东西也会是最诱人的东西呢？那时她分辨不清她是因为渴望成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铡刀下还是越怕躺在铡刀下就越想躺在铡刀卜。

    她分辨不清。

    出租车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跑着，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真没什么两样。尹小跳想。

    不过，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到底是两样的，尹小跳又想。

    此时此刻，就在外省省会福安市，就在这个距北京仅二百公里的城巾，阳光里的尘埃和纤维，阳光下人的表情和物体的形状，不知怎么和首都总有那么点儿不一样。遇到红灯时，尹小跳便开始打量那些被红灯拦住静止下来的骑自行车的人。一个穿着黑色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体态匀称、面容姣好，染着金黄的发梢儿，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维夫、纽约和汉城看见的那些喜欢穿黑衣服的少女。世界流行什么，这里也在流行什么。这个外省黑衣少女，她叉腿坐在白色跑个车座上，一边焦急地扬起手腕看表，一边吐痰。她看一看表，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表。尹小跳猜测她肯定有急事，时间对她是多么重要。不过她为什么要吐痰呢？既然她有手表。既然她有手表，就用不着吐痰。既然她吐痰，就用不着有手表。既然她已经学会了让时间控制她的生活，她就应该学会控制痰。既然她有手表，就不应该有痰。既然她吐了痰，就不应该有手表。既然她有表，就万不该有痰。既然她有痰，就万不该有表。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红灯早已变了绿灯，黑衣女孩子早把自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尹小跳还纠缠在手表和痰里没完没了。她这种看上去特别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让人觉得她简直就要对着大街放声喝斥了，可她这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却又似乎不是真的义愤。假设她强令自己把刚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该有痰”的句于颠来倒去再默念15遍，她一定会觉得结果是茫然不知其意义。那么，她这种纠缠的确不足真的义愤，一点与己无关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罢了，这原本就是一个手表和痰并存的时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从车窗外收回了她的脑袋。车内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