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你敢不敢要？”

    “谢谢！你慢用！”

    小楼落寞地，退出场子。尘满面鬓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辆“回厂”的电车，驶过小楼身畔。

    小楼倾尽所有，竭尽所能逃来香港。最初他便是在电车公司上班。劳改令他的身子粗壮，可以捱更抵夜。

    在这美丽的香港，华灯初上，电车悠悠地自上环驶向跑马地。叮铃的响声，寂寞的夜，车轨一望无际，人和车都不敢逾越。

    “回厂”的电车到了总站，换往另一路轨行驶时，需用长竹竿把电缆从这头驳过那头。扎着马步，持着长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当年曾踏开四平大马的霸王。可是他勉强支撑，有点抖，来回了数番，终于才亮了灯，车才叮叮地开走。由一条路轨，转至别一条路轨。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馄饨、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身分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搅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