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初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茫然不知所终，不料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其时，家中老大已从汽车配件厂定点技校分去嘉定的工厂上班，其余三个都面临分配。老二和老三阿明各是高三与初三，阿援初二，分配的政策，是工农远近搭配。母亲的态度很明确，年长的总是让年幼的，所以，老二“农”，老三“工”，阿援呢，是女孩子，总归好办，大不了养她，娘家养了婆家养。母亲在阿明学校家长会上表示，上面的和下面的都可以务农，总之，阿明要留上海。多子女的家庭，爱就是这么公然的偏倚，而各人自领地位，亦觉自然而然。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阿明的那一场未遂的反抗，早已被大革命的风暴冲刷得不留痕迹，母亲的时代偏激症则演化为极端的保守主义，所有的教条都脱胎现实，她就是要把这窝儿女安顿好，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她又是学统计的，懂得事物里的量和量的分配。于是，老二等着去农场，不知是崇明，黄山，还是苏北大丰，倒是老三先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泥瓦匠。父母很高兴，亲戚邻里都发了糖。接着，老二的喜报也敲锣打鼓送上门来，去的是安徽黄山茶林场。也是命运捉弄人，阿明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开往安徽皖南，比老二的黄山还更向北。这样，刚送走老二，又要送老三。虽然终是属上海的单位，尚可引以安慰，但目下却要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就像那年阿明“出走”的时候，母亲又病倒了，这样烈性子的人都有脆弱的一面。父亲在母亲多年的强政之下，已经变成一个无能的人，而且学会了逃避。他回家来说一句：有什么要做的吗？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到弄堂里下棋或是闲话。阿明的行李是由阿援收拾的，用配给证买蚊帐、旅行箱、毛毯，拆洗被褥，赶织了厚毛线衣裤，在火油箱里装了饼干糖果卷面，炒了五斤炒麦粉，碾了芝麻核桃拌上，又到弄口水果店问人要了草绳作打包用。

    托送行李的前夜，兄妹俩将几件行李捆扎停当，出去到后门口，练习骑黄鱼车。黄鱼车也是向弄口水果店里借来的，为明日送行李用。阿明仗着会骑自行车先骑上去，不料三轮和两轮完全不同，都走不成直线。倒是阿援事先没骑过什么车的，蹬上就会，一溜烟地骑走。阿明跟着追了几步，拉住车架，一跃身坐上了。阿援放缓了速度，在陆家浜路上悠然骑着。从背后看阿援卖力蹬车的样子，小时候的活泼劲又回来了。阿明自己也好像回到了幼年时光，在交通公园里，母亲租一架小三轮车让兄妹俩骑，阿明和阿援轮流做车夫和乘客。现在，他们都大了，而且变样了。马路上很安静，路灯寂寂地照着，阿援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什么，声音清脆。阿明心里有些伤感，却是令他觉得高兴的。看着他们的影子一会儿从树荫里出来，一会儿又没人树荫，好像在画境里行走。

    阿援骑了一段，又换给阿明骑，歪歪扭扭骑了回来，将黄鱼车在后门口停好，锁在一根落水管上，这才放心进门。却见母亲站在房门口，两人都一惊。母亲放阿援过去了，让阿明到她房间去。父亲已睡在床上，半卧在被窝里。母亲躺了多日，这时却起来，身上还带着一股被窝的捂熟气，暖和且不洁。母亲头发蓬乱，脸睡得浮肿，在灯光下叫阿明害怕。母亲说：我晓得你心里很开心。阿明的心思有些被说中，惶悚着。母亲接着说：你早就想走，早几年，就吵着要去住读，好，现在逞你的愿了！阿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低下了头，像是不屈服，又像是承认，母亲更加恼怒：你恨这个家，你看不起你父亲，我，还有你的兄弟——阿明抬起头，想说不是，可母亲根本不容他说话：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养你那么大，落得个遭你恨，来不及地要走出去，和我们断亲缘！母亲哭起来，阿明又急又怕，想要辩解，又想要安抚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