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找寻，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不料想，那正是新中国剧社。虽然人事有更换，可还有几个当时的老人员，此一见面，又悲又喜。女演员一旦知道剧社正是往上海去，再转道赴台湾演出，当即决定归回“新中国”，好将婴儿放在上海的母亲家中。或是跟随去台湾，或是去别处，总归是自由了，小孩子也可免于颠沛流离。这一路又是两个月，上海已是初冬，他们又是从南方来，抖抖索索进了上海。路上婴儿已染了肺炎，高烧不退，当晚送去医院。肺炎好了，又生结核，也是在肺部，就此种下病根。而母亲一个月之后，就随剧社乘“台甬号”货轮去台湾。这次赴台演出，实为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化委员会组织联系，所以就很隆重，特邀了上海地方上的明星加盟，母亲的名次自然就往后排了。就好像自此开始的，她的角色下到二路，甚至三路，比如里的翠喜，里的郑妥娘，似乎趋向式微。其实呢，她只二十五六岁，无论演艺，还是人生，都尚有一番宏图可展。等下一年春天，剧社回到上海，海鸥已不大认母亲了。似乎是自出生以来，吃够了苦头，于是，作为补偿，他迅速地适应了上海外婆家的安稳生活。三岁的他，穿了开司米的毛线衣，西装短裤的吊带挂在肩上，底下是白色长统袜和牛皮鞋，头发从额前分三七开，梳平了，露出光洁的额头，两只手插在裤袋里，斜着头看他的母亲，母亲也认不出他了。

    外婆原籍在昆山，家境中下，从小死了娘，父亲总归是粗疏的，不禁在闺中养大了几岁，二十二岁方才有归宿，嫁给苏州一家富户做续弦，生下海鸥的母亲。海鸥母亲七岁那年，男人生急症去世，遗下孤儿寡母。前房的儿女与继母年龄相仿，最大的还长了三岁，暗中就与她不睦，此时便明上来排斥她。没有生下儿子，话自然也讲不响，分家产时吃了大亏。最终，领了自己那被刻薄了的一份，带着女儿来到上海，租下一套公寓中的两间房间，买些股票和债券，安居下来。外婆从小生活在昆山，是个小地方，但水陆交通便利，离上海又近，并不闭塞。外婆呢，家里有些当男孩子养的，不是说开明，而是少规矩，就更没约束，所以耳目通透，心中自有主见。她认定像她们这样的孤家寡人，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就是上海。码头大，活路多，人就可以靠自己。外婆还是个会享受的人，多少是闺中待字久了，有些老姑娘独幅的脾气，很会照顾自己。这点，上海也适合她。到了上海，她们母女几乎摇身一变，变成摩登的女人和小孩。外婆烫了发，足登高跟鞋，跟着时下的流行，无袖旗袍外面罩一领齐腰的短斗篷。小姑娘是洋装打扮，头发用火钳卷了，束起来，顶上系一个蝴蝶结，穿连衣裙，裙摆蓬到膝上，拎着花布书包，到隔壁弄堂的小学校读书。这一大～小，说实在是有些俗丽，其实是乡气未脱，憋着一股子心劲，要挣进这“东方巴黎”大都会的潮流里去。时髦到底是需要陶冶的，还要抢时间，越早受到教育越好。到那女儿上中学时，已经气定神闲。她平日只穿女中里的阴丹士林兰的校服，套一件藏青开司米对襟毛衣，要说是老气的，可怎么抵挡得住扑面的青春和美丽！她真是长成了一朵花，一朵盛丽的花，素朴的装束则使之清秀。肤色是白亮白亮的，眸子黑亮，脸颊的线条特别娇好。她的母亲声色也略沉着了些，当然不如她更领这城市的精神，就还是张扬的，看上去倒要比女儿穿戴鲜亮。身上总是有花和珠子，还有晶片，指甲上涂了蔻丹，夹着长长的香烟，和女朋友搓麻将。上海人叫作“豁辣”。

    女儿长到十七岁时，和一伙同学去考剧团，在抗日话剧《芦沟桥》里跑龙套。下一年正式编入救亡演剧队，去了武汉。三年后，又编人新中国剧社，来到广西桂林。能让独生女离家远行，也是她“豁辣”的表现，不缠绵。此时，孤岛上海虽是一片歌舞升平，但她却并不相信能够长久。她是拿国事当家事看，晓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