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言文距离
前面曾经谈到“写话”,谈到用普通话写,其中都隐含着作文中的言文距离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言文能不能尽量相近甚至重合;二、如果可能,应该不应该尽量相近甚至重合。显然,作文,提起笔,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好,就不能不先想想这两个问题。问题相当复杂,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能够轻易定案的。这里先从能不能谈起。
有人说,言文分家是战国以后的事;之前,言文一致,说出来是言,写出来是文。这看法也许是对的,但也不免有疑点。《论语·述而》篇有“子所雅言”的话,这说明孔子并不处处用雅言;孔子是“从大夫之后”的上层人,尚且如此,平民之言就可想而知了。文当然是雅的,雅,就不免与俗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距离是“质”的方面的。还有“量”的方面,当时记言工具笨重,书写困难,为减少困难,不能不求简。是“语”的集存,可是像《颜渊》篇所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似乎并不是原话,因为这样硬梆梆,近于失礼且不说,意思也显然欠明晰。原话可能是委婉而细致的,到书面上变成八个字,是记言者用了简化的手法。总之,就是在战国以前,言文即使很接近,也总没有到重合的程度。
秦汉以后,言文分家,各奔前程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说到原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最简单的解释是文人好古,好雅;文言是古语,是雅语,所以一提笔就愿意“且夫”、“之乎者也”等等。这解释,好处是简单,也失之太简单,因为,文化之流向不能完全决定于一些人的爱好。就是说,还会有另外的甚至更有力的原因。我个人一直想,文言之所以能够独霸两千年,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方言过于分歧,俗言过于散漫,反而不如用文言之能够行远。此外还有一个不可轻视的原因,是学什么用什么,顺老路比创新容易。举例说,苏东坡的本事是从庄子、太史公等人那里学来的,写文章,你不许他仿、《史记》而限定仿宋人话本,他一定感到非常别扭的。
不管怎样,反正文言独霸的局面已是既成事实;换句话说,纵观历史,可知言文并未一致。但这还不能证明言文必不能一致。就是就我国历史说,在文言独霸的中古时代以及其后,言文很接近的文也还有一些。一种是“语录”,这是和尚的创造。不久之后,以反对和尚自负的宋朝理学家也学了去,成为表现哲学思想的一种重要文体。一种是俗文学的讲故事,也是由和尚的“俗讲”开始。其后是民间艺人先学,讲史、说三分等,赚钱糊口,记下来成为“话本”或“平话”。再其后是不能上庙堂的文人也学,不讲而直接写,成为“三言二拍”、,直到、等等。可见,如果有必要,并且愿意这样写,言文接近甚至重合,至少在理论上,又并非不可能。
五四以后,在这方面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言随着林琴南等老朽的入土而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白话”。白话,顾名思义,是口头怎么说,笔下怎么写。许多人努力这样做了;至于是否做到,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宽厚一些的认为可以通过,严格些的认为只是“像话”,而实际是已经走向建立另一种新文体。这个问题暂且放下,这里只想说明,言文一致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理想,例如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我亲耳听到),写成文章,念,要让隔壁听见的人以为是说话,不是读文稿,才算到了家。
达到这种境界容易不容易呢?似乎并不容易,因为有下面一些情况经常在扯后腿:
(1)文像话,还必须以“话能像文”为条件,就是说,事实上有一种境界高的话,内容充实、明晰,语句简练、确切、有条理,流利而不轻浮,典重而不生硬,等等,可以充当“文”的样本。如果“话”不可能或极少达到此境界,则“文”之所以成为文,就应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