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还是因为他是优优爱着的人；也不知他这样说是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智，还是出于一时冲动的情感。

    我没有点头呼应，也没有摇头反驳，我只提示了一句客观的形势：“真假已经不重要了，明天无论如何，就是优优的大限。明天咱们见面再谈到她的时候，她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

    周月无言对答，沉默片刻，却执著了自己的情绪：“我想这事不该这样算完，我想帮优优好好调查调查。就算她已经死了，如果能搞清这事不是她做的，也要还她一个清白。优优曾经给过我一次生命，我也应该为她做点什么。”

    周月的这个态度，我无由反对，我还建议他明天可以再听听小梅的看法。小梅作为优优的律师，曾经深人研究过这个案子，应该听听她的感觉。我这样说其实并不代表我赞成周月的判断，说实在的我就是有半点翻案的信心，也知道为时已晚。

    第二天上午我们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茶馆。我来做东，请周月和小梅品一壶当年新下的明前绿茶。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案子，刚刚产生分歧，小梅便接到了一个电话。那电话是从法院打过来的，要小梅到法院来谈点事情。事情当然是关于优优，因为小梅是优优的律师。

    于是我们浪费了那壶刚刚泡开的好茶，和小梅一起前往法院。到法院后小梅进去谈事，我和周月在门外的街边等她。在等她的时候我们又聊起这个案子，周月已经成了少数分子。因为小梅刚才的态度和我相近，认为控方证据阵容强大密不透风，而且案发时间距今已远事过境迁，要想推翻更是难上加难。周月在理论上虽然处于劣势，但始终固执己见，口风不改。好在我们没有过多争论下去，想想此时，优优恐怕已经押赴刑场，刑场上枪响的余音大约也已散尽，我们的争论因此愈发缺乏现实的热情，也愈发显得沉重和无谓。

    我们在街边争论少时，沉默良久，终于看到小梅从法院大门走出，脸上的表情难以揣测。周月闷闷地问道：“是关于丁优的事吗，他们找你谈了什么？”

    小梅喘了口气，语出惊人：“优优本来今天上午执行枪决。但今天早上，枪决的命令已被暂停。”

    “暂停？”我和周月几乎同声惊讶：“时间又往后拖了？”

    “不是拖，而是要向最高法院申报取消这个命令。”

    “取消？因为什么？”

    “因为优优昨天被送到医院看病，得到了一份医生的证明，证明她已经怀有身孕。根据法律规定，怀孕的人不适用死刑！”

    我和周月半天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们似乎还不能立即适应这个生死一瞬的变动。当我们都以为优优因为一个孩子的生命而成枪下之鬼的时候，她其实已经因为另一个孩子的生命而重获新生。

    那天中午我和周月与小梅共进午餐。我们三人都喝了一点啤酒。我们在杯觞之间继续了早上的争论，所不同的是争论的对象已不是一具尸骨而是一个活人，争论所追求的目的已不是能否还其名誉的清白而是能否还其自由之身。我和小梅仍然对彻底翻案持悲观态度，周月虽然也不乐观，但他直到桌上杯盘狼藉之后依然坚持表示要为优优尽些绵薄之力。死马当做活马医吧，何况，这匹马已经肯定不会再死。

    小梅作为优优的律师，饭后要去看守所会见自己侥幸不死的当事人，告诉她有关犯人怀孕的一些法律规定。然后还要再去法院，了解法院依据优优怀孕的情况，依法改判的大致时间。周月因为下午处里有事，最先告辞离去。我和小梅随后走出那家街边餐馆，简短握手各奔东西。

    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凌信诚的家里。

    在路上我先给凌信诚家打了一个电话，保姆说信诚正在午睡现在不能接听。我让保姆二十分钟之后将他叫醒，我说我有重要事情要向他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