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怪她自己过去胡乱吹牛，碰上难事从不跟家里诉苦，既怕家里着急，也是自己炫耀。可一旦有了好事，比如找到体面的工作，挣到较高的工资，包括又跟着老板上哪家饭店吃饭去了，等等，她都要追不及待地报告回家，家里人准以为她在北京就算不能呼风唤雨，至少也是如鱼得水了呢。

    但她还是马上回应了姐夫的要求，她说：大姐得了什么病啊？要是仙泉治不好，那就赶快来北京吧。但是，来北京又该去哪里治，治得好还是治不好，治病要花多少钱，姐夫现在还有钱吗，这些应该问的话她全没问。她那一刻只是太心疼大姐了，太想见到大姐了。

    一周之后大姐真来了，优优参加工作三个月第一回请了假，赶到车站去接他们。大姐让姐夫搀扶着走出车厢时，几乎把优优吓坏了。她没想到大姐变成这样了，这样瘦弱，这样苍白，眼眶也泛着黑圈，连声音都没有亮音了。

    在人流如潮的站台上，优优抱住大姐哭起来。大姐也哭起来。姐夫手提肩背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包旅行袋，像是彻底把家搬过来。

    他站在她们身边哑声问：“优优，咱们去哪里？”

    姐夫的问话让优优马上把眼泪止住了，让她意识到自己此时是主人，他们是投奔她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不要说没见过世面的大姐了，就是精明能干的姐夫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

    优优帮姐夫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搀着大姐走出了火车站。她能带他们去的地方，只有她的那间阴暗发臭的旅店。尽管她在旅店里给姐姐姐夫租下了一间略大一点的房子，但从姐夫的表情上看，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个居住条件的失望和不满。

    就是这个房间，优优也只付了四天租金。

    优优甚至想，要是姐夫的电话早来一天的话，她也许就不把那一千块钱借给德子了。如果她手里还有这一千块钱，大姐治病的事总能有个安排。

    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在我对优优后来的访谈当中，我的确发现优优有时死要脸面，她不太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向别人倾诉，自己再难也不愿拒绝别人求助。她这样大包大揽地把大姐夫妇接到北京，安顿住下后又带他们出去吃饭，再然后，再然后她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和大姐团圆的这餐晚饭差不多吃光了优优钱包里最后的钱。大姐帮着她把残汤剩菜打了包，打包的时候她侧眼看姐夫，姐夫在一边低头抽香烟。

    优优开口问：“姐夫，我大姐这个病，好治不好治？”

    姐夫头也不抬地说：“好治还用到北京来？”

    优优又问：“要治得花多少钱？”

    姐夫说：“这才治了一个月，家里的存款光光的。”

    优优问了声，无话再问了。

    姐夫把眼睛抬起来，现在轮到他问优优了：“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优优想了半天，才含混地说：“八百吧。”

    “八百？你原来不是说挣两千？”

    “两千是过去。”优优不知该怎么讲，怎么解释那两千块钱的由来，她能感觉到大姐的目光也移过来了，和姐夫一样盯着她看。她故意低头装剩菜，就像小时候做错了什么事，眼神躲来躲去的。

    姐夫说：“那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优优这才把目光正过来，看看姐夫，又看看大姐，她说：“没了。”

    “没了？”姐夫不相信地问：“你一个月挣两千，两个月挣四千，怎么会没了？你两个月花四千？你吃钱呀！”

    大姐见姐夫声气大了些，轻声慢气地调和道：“优优也很不容易，一个月挣两千肯定要送很多礼。再说她一个人在外面，点点滴滴都要钱，不比咱们在家里。再说这又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