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干吗这么打量我？”

    我说：“直到现在我仍有点儿怀疑你不是你！”

    子卿又问：“那我是谁呢？”

    我笑了，说：“是啊，你是谁呢？”

    子卿也笑了。他又把名片从我手中要过去，在背面另写了一处住址和一个电话号码。他说他现在是狡兔三窟。印在正面那地方，并不常去住。是应付一般人的虚址。那儿的电话也是永远没人接的。他很有苦衷地解释，没法子，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合，什么人都免不了接触，不得不对自己实行掩护政策。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要给我留下能找得到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实在地讲，对于我，他确实已是一个陌生人了。不知为什么，我隐隐感到，他身上的“皮尔·卡丹”，他脚上的“耐克”，他胸前的“金利来”，以及领带上的纯金领带夹和指上的钻戒，更加上他那二百多万，像某些具有杀伤放射性的物质，仿佛使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亲昵地接近他了。我对发生变化的任何东西总是格外敏感。哪怕是自己的手，如果忽然一天我觉得它变了，变得不像我的手了，变得使我感到别扭了，尽管不至于产生要求外科医生替我动一次手术切除它的荒唐念头，却会经常提醒我自己，尽量不再用我那一只手抚摩我的脸，或我身体的裸露部位。但是我看出子卿的邀请是真诚的。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至少在我的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序上是真诚的。于是我答应他第二天到他家去。我相信他的话——他老母亲挺想我的，常念叨我。而我也挺想那老人家的……

    第二天，我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他和他老母亲，住着四室一厅。面积大约百平方米左右。即使在北京，除了某些老资格的司局级干部，某些走红的歌星影星，某些成功的经商者，或某些收入很值得怀疑的人，两口之家能住上四室一厅，那绝对是寻常人望洋兴叹的事。而在普遍住房情况拥挤的哈尔滨，占有如此宽绰的居住条件，仅凭这一点，也就够贵族化的了。室内的装修自然是很考究的。家具不消说也皆是高档的。何况，他还另有两处住房。我内心里又暗生一缕嫉妒。我想，我本是不应该嫉妒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嫉妒谁都可以，就是不应该嫉妒子卿。我怎么可以嫉妒和我一起在“脏街”上长大，从小情同手足，一块儿从小学考入重点中学，又和我一块儿下乡，白天一块儿干活，晚上被褥紧挨着被褥睡了五六年的子卿呢？难道我竟不希望他和他的老母亲生活得比我好吗？然而我拿自己毫无办法。尽管我明明知道嫉妒是一种丑恶的心理。尽管我们受的全部文明教育和传统家教，激烈地反对我对小时候的朋友产生嫉妒，但我还是真真实实地嫉妒着。似乎只有嫉妒才使我清楚——我是我，子卿是子卿。他并不是什么另一个我。或者另一半儿我。他只是他自己。当他在他家里脱下“皮尔·卡丹”和“耐克”的时候，我是不能穿上就走，像穿上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鞋一样，像从自己的家里走出去似的。我也不可以当他摘下他的名贵手表和钻戒时，自己拿起来就戴上，像戴自己的一样。而小的时候，我们互相却是可以的。看来只有破烂的东西才具有共有性吧？而值钱的东西则具有属权性。正是这种属权性，使人不能亲和如旧吧？更不消说他那二百余万我是无权支配的了。我想起了一首流行歌儿里唱的一句话——“只要你过的比我好，我就真为你祝福”。难道事实上人们都很难承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心理压力？这一种心理压力仿佛意味着别人过得比你好就是对你的冒犯和侵犯似的。而嫉妒他妈的又总是从对自己身边的人，往往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开始的。有谁嫉妒过日本天皇继承人或英国王储呢？可是许许多多的人都曾嫉妒过自己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邻居、甚至亲兄乃弟。在子卿家里，我当时对子卿的嫉妒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使我想立刻从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