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半盆水，命他们的孙子蹲盆泡尾。

    那孩子受到惩罚，乖得多了，蹲坐盆上一动不动，似乎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的心悸模样儿。

    老苗羞愧地说：“唉，让你见笑了！都是尾巴闹的！”

    我说谈不上什么见笑不见笑的。尾巴问题是新生事物嘛！人们对新生事物总有个习惯阶段。家家都难免因为尾巴问题产生这样那样的新磨擦，新矛盾。渐渐习惯了，就会掌握和睦相处的方式方法的……

    老苗说他前几天重读了易卜生的《娜拉》。并且重读了鲁迅的杂文名篇《走以后》。说这使他产生了一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文化人的反思和反省。说他那一辈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太像娜拉了。娜拉为了讨丈夫喜欢，不是也说过假话撒过谎的么？说他自己青年时期，给自己订的人生修养的原则之一，便是讲真话，做正派的人。后来人了党，当了科长，就不那么敢讲真话了。党越教训党员应该对党讲真话，讲实话，自己这名党员越从反面总结经验，越不敢讲真话了。他有点儿幡然悔悟似地说，自己这一辈子，说的假话比真话多几倍。真话对家人说。假话对外人说。真话背地里说，上厕所的时候说，在枕边对老婆说。而假话公开说，开会时说，向上级汇报时说。由科长而处长而享受局级待遇，党龄由十年而二十年而三十年，变成了一个可以将假话说得很虔诚，很真实，很庄重，很严肃，很令上级欣赏而自己也很得意的人。

    作为一个人，再厚颜无耻，品质再卑劣，光为自己，又能说多少假话呢？我老苗是为他妈谁呀！是为他妈谁才长出这么一条丑陋的鳄鱼尾巴的呀？才落今天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哇！哪一个比我老苗官儿大的没暗示过我要说假话不要说真话啊！这样长久地一级一级骗下去究竟哪年哪月才是个头儿呢？现在回想起来，我恨不得操他们八辈祖宗！操那些官儿比我大，假话说的比我多，说假话时比我更厚颜无耻。更不要脸，而且还暗示我、欣赏我、怂恿我、逼迫我说假话的人八辈祖宗！活活操死他们八辈祖宗方能解我老苗心头之恨！怎么不让他们也长出鳄鱼尾巴、长出猪尾巴、长出毒蛇尾巴、长出蝎子尾巴、长出大尾巴蛆的尾巴啊！……

    老苗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悲愤，说到后来，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尾巴也无力拍击，甚至连尾巴梢都无力再甩一甩了。

    我万分地同情起他来。才五十八岁的个男人，就老得满脸褶子，像七十多岁的小老头儿了。自从他由文化局副局长而成为我们的“作协”主席以来，大会小会，光我亲耳听到，他就跟着上边儿唱了多少高调说了多少大话多少空话多少假话多少屁话哇！有一次，在“作协”召开的党员形势讨论会上，仅仅因为别的党员作家说了些真话，也无非就是指出一些严重的官僚腐败现象，贫富悬殊现象、工人失业现象、拜金主义现象；也无非就是提出在“改革”时期还允不允许真正的现实主义而非伪现实主义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为什么一触及到现实的丑陋和丑恶就被斥为“专门暴露大好形势阴暗面”受到粗暴限制和指摘的问题；也无非就是因为他没有当场制止，他被勒令写了多少次检查呀！左一次通不过，右一次不深刻。那一个月里他别的什么事儿也没干，光写检查了。一次次累积起来，起码写了四五万字的检查才算保住“作协”主席这个官儿。列位，咱们替他想一想。市“作协”主席，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算个球呀！值得自己三孙子似的为自己死保么？不就是一辆车子一套房子一部电话一间办公室一个月一千来元的工资么？可是列位，咱们再替他想一想，他这一辈子由科长而处长，由副局级而正局级，人生的目标不就是冲这些一步步活过来的么？没有背景的能官运亨通么？官运亨通的能被挤兑到“作协”这个最穷酸的衙门主事么？没了车子没了电话没了办公室没了坐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