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吸了三支烟。我又叼上了第四支烟。我觉得自己这个角色，纯粹他妈的是被导演耍弄了。而导演并非别人，恰恰是我自己。冉的母亲是“策划”。我对她可真的没法儿交待了。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朋友又说：“事情闹得反了过来，我也没想到。一开始，我完全是站在死者家属一方去进行调查的，可是……”

    我说：“你什么都别解释了。两个人为难，不如一个人为难。”

    他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让我一个人为难吧。你呢，按你决定了的去做。”

    朋友又说了些抱歉之类的话走了。他还要到法院去。原来法院并没定审，七年，不过是按照以往类似案件的处理意向……

    我在家中坐立不安。几分钟后，我毅然决然地往冉的单位打电话。她在。我请她立刻到我家来。

    她说：“我们下午学习文件啊！”

    我说：“那你就请假。”

    她说：“一般的事不准假。”

    我说：“不是一般的事！你是乔老先生的女儿，而我可不是他的儿子，我对他没什么非尽不可的义务！来不来随你的便吧！”

    一说完我就啪地放下了电话。

    下午她来了。

    我说：“冉，关于你父亲的死，倘若是这么个结果——法院只判对方一二年，甚至，判一二年，还缓刑一二年的话，你估计，你母亲会接受得了吗？……”

    她摇头。

    “那，你母亲会怎么样呢？”

    “更不会善罢甘休了。”

    “有什么办法，或者有谁，能劝得你母亲偃旗息鼓吗？”“没有。”

    “你的心里会平衡吗？”

    “司机开车撞死一个人，如果那个人并没违反交通规则，也要判两年啊！”

    冉的话，等于含蓄地告诉了我——果然如此的话，她也难以接受。看来，她和她母亲的分歧仅仅在于——平衡她们心理的那一刑期大于七年或等于七年。一旦小于七年，也许她们竟会同仇敌忾起来吧？这真是人的心理的一种奇怪现象啊！

    我说：“冉，上午，我为你母亲请的那位律师到我家来过了。他从今天开始，已经变成被告的自愿的辩护律师了。他估计，甚至被告有无罪释放的可能。他对这一点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律师界很有些小名气，挺有辩护才能的……”

    冉那双眼睛，渐渐瞪大了。它们盯着我，似乎在问：你究竟搞的什么名堂？你究竟起的什么作用？你究竟从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耍弄我母亲？……我避开她的目光，将朋友的调查结果，尽量详细地告诉了她……

    听着听着，她的头垂下了。我讲得很艰难。觉得无论怎么讲，都似乎是在对冉老先生作着有损于他可敬长者形象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使我感到有些罪过，感到自己有些可恶。

    我讷讷地说：“冉，真抱歉对你讲这些。一个事件的绝对客观的过程，也许是没有的。其实……其实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不相信你父亲竟会对人产生那么……

    那么一种古怪而又认真的误会……不相信他竟在街头闹市先辱骂了一位女同志，不相信他竟还动手打了人家……“

    不料冉说：“我信……”

    我讶然。

    “我信。我全信……”冉又说，“我料到了，我有预感。我知道……某种事迟早要发生的。出事前几天，父亲至少三次对我说过同一句话……”

    “他……说什么？……”

    “兔子急了也要咬人的……”

    我不但讶然，而且怦然了。

    “也好。他这么解脱了也好。只不过解脱的方式，太戏剧化了。而且……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