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岁的有之，三十多岁的有之，五十来岁的也有之。我指的是他的弟子们。

    一位学者有三代弟子，也算不枉当一回学者了。那些个他的弟子们，也有白了头发的，也有秃了顶的，也有踌躇满志的仿佛学识深不可测的研究生。不是参加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追悼会，我还真没想到过，在中国竟有那么多人吃社会心理学这一碗饭。

    悲痛的氛围环绕并笼罩着人们。当然最悲痛的是他的老伴儿，其次是他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们。我看他们的悲痛和他的老伴儿的悲痛，是区别很大的品种两样的悲痛。区别倒也不仅仅在于：对他的老伴而言死了的是老伴，对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而言死了的是导师。似乎区别更在于：他对她很重要，而他对他们虽然谈不上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却仿佛是更加有感情的。如同一个人用惯了一支老式的钢笔，现在它摔坏了，绝对地修不好了，今后再也不能用它了，并且连当成件纪念品保存着都不行了。尽管可以换支笔，甚至是一支最新产品，但用原先那支老式钢笔的特殊习性是中止了，也许连握笔的指法亦必须改变并重新适应……以一种仪式而言，那是我所参加过的程序最紧凑时间最短的一次追悼会，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十几分钟。质量却是一流的。我的意思是，人们的态度都很虔诚，看不出谁是逢场作戏而来的。这当然指的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我虽然不是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但受氛围的影响，也掉了几滴眼泪。

    人们四散时，冉走到我身边，低声对我说：“我母亲想请你随车到我家去。”

    我问：“老太太有什么需要我参谋的事吗？”

    冉苦笑了一下，迷惘地说：“我不清楚。有些事，我母亲好像不愿我介入意见。”

    我感到受宠若惊起来，信誓旦旦地回答：“你回复老太太，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我绝不推委。”

    我踏上面包车，老太太已坐在车里了。她表情肃穆之极，仿佛车不是要送她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某座庵里去；仿佛她因老伴的死，看破红尘，决意剃度为尼似的。她对我微微点头，目光中有某种信任感。我想冉肯定已把我的话回复给她了。

    我跟随冉母女来到她们家。刚在客厅落座，冉刚沏上一杯茶给我，老太太便对冉说：“冉，你先到别的房间去。我们有话要单独谈谈。”

    冉默默地遵从地退出了客厅。

    我竟又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没把握判断自己跟来是否明智了。万一这老太太因为什么打算问罪于我呢？可细想想，我对这一家我并不很熟悉的人，尤其对冉的父亲，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啊。

    我准备一旦在受到非难时表示抗议。

    “你先请喝茶。”

    老太太对我一笑。笑得极短，转瞬肃穆有加，继而演变为庄严。与其说她确实是笑了，莫如说我确实觉得她笑了。

    我呷一口茶，见她对我还算友好，暗嘲自己多疑，泰然了许多。

    我试探地说：“阿姨，尽管我和乔老师交往欠深，但我对他是很敬仰的。如今乔老师不在了，我要继续在和你们母女的关系中，弥补我在乔老师生前和他交往未深的遗憾。承蒙您这么信任我，若有什么需我尽些义务的事，您就只管开口吩咐吧！”

    她又微微一笑。这一次笑得分明了些。

    “听说，你认识的人很多？”

    显然，她对我的话感到满意，感到安慰，并对我的虔诚感到欣赏。

    我也自以为我是很虔诚的。人有时对自己是否虔诚，不太能梳理清楚。有一分虔诚，往往自我想象成十分。人是很乐于进行这一种自我想象的。

    我说：“其实我认识的人挺有限，不过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多些。但是都不常来往。”

    “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