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省的乡下姑娘。她的父亲1962年饿死了。她有一个姐姐。而她的母亲，一直是高翔家的佣人，在“文革”中和他一家共患其难，与他一家一同被发配往农场，之后又一同告别北京落户本市，不久病死于本市。高翔老师的父母感念老女佣的忠诚，想方设法将她小女儿的户口从农村老家办到本市，并安排她到烟厂去工作，视如女儿。但是，当他们的儿子高翔与他们已故的老女佣的女儿之间的秘密恋爱被他们发觉时，他们勃然大怒，认为肯定是那来自乡下的姑娘勾引了诱惑了他们的儿子，认为她对他们儿子的所谓之爱另有动机，目的不纯，简直等于是忘恩负义损人利己。结果她被逐出了高家。然而爱情的种子一经在年轻的心中发芽，除非将它从年轻的心里抠出，并且放在烧红的铁板上焙成一粒碳，否则它是不会自行停止生长的。

    爱情依然在“地下”进行活动，也一再地受到警告和“镇压”。高翔的父亲母亲并非特别专制的父母，更非凶暴之人。事实上他们对于儿子高翔，几乎从来都是尊重其选择和决定的。比如他们希望他返城后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以他的音乐特长那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而高翔对北京似乎已没什么剪不断的感情，恰恰相反，他倒日渐喜欢起这一座冬季多雪的北方城市来。他宁肯在少年宫当器乐班的老师而不想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不加劝说就默认了他的决定。但对于他的婚姻大事，父母一反常态。他们有他们的考虑。他们曾是北京人，而且曾是很有身份的北京人。他们无时无刻地盼望着尽快地重新再成为北京人。哪怕不恢复他们从前的身份也在所不惜。尽管这座北方城市也是一座相当美丽的大城市，粉碎“四人帮”后开始理所当然地给予他们种种破格的礼遇，他们内心里还是只不过视这一座城市为他们的流放地。北京是他们的心结。是他们的精神码头。是他们早已确定了的灵魂安息地。不重新回到北京他们死不瞑目。高翔是他们惟一的儿子。当他们离开这一座城市时，儿子必须同他们一起回北京。仅仅这一件事，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向儿子妥协的事。对于从前的身份他们有完全放弃的心理准备，却从来也没想过可以考虑将惟一的儿子单独留在另一座城市，一座曾是他们人生流放地的城市。不，这对于他们是一件不容商讨的事。他们认为，在这一件事上，儿子若违背他们的意志，那么也就违背了是他们的儿子的起码原则。而儿子的爱情，当然也应该顺理成章地发生在北京。哪怕是北京一家普通百姓的女儿，他们都是打算面对现实的。但就是不可以是自己家已故女佣的女儿，更不可以是一个安徽乡下一无技长的姑娘！她才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啊！何况，以他们目前的能力，若将她的户口也办回北京，那将是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啊！儿子为什么非要将这么一种难以理解的爱情进行到底不可呢？世上不是只剩下了她这么一个姑娘啊！想来想去，在他们那儿，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惟一的儿子，被他们家已故的老女佣的女儿施展难以抵御的惑术迷住心窍了。结果是那姑娘不久以后被烟厂解雇了。本就是临时工，不需要什么理由。然而爱情仍在“地下”继续进行，此时爱情已不仅仅是爱情，也是“地下抵抗运动”了。姑娘像她的母亲活着时一样，也在一户人家当起佣人来。爱情之“地下抵抗运动”更加激怒了高翔的父母，他们认为那是对他们是父母的正当权力的蔑视和挑战。而且那姑娘是不折不扣的主谋，他们的儿子不过是被一时迷住了心窍的随从。其实恰恰相反，那姑娘倒是一次次打算知难而退了，倒是他们的儿子破釜沉舟一往无前。于是那姑娘有一天被雇主客客气气地辞退了，谁家也不愿雇一个品质上有劣迹的姑娘做女佣。难道勾引雇主家的儿子不是一个女佣最不能被宽容的劣迹吗？何况她不知悔改，反而继续。这看法是不便直言的，所以才客气而又坚决，只说不需要了。高翔与他的父母因而大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