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
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这里专指的是既有性的亲爱又以爱为纽带，而非柏拉图式的那一种关系中，我想确乎是有某种也许只能叫做“缘”的定数的吧？太多的人们将“缘”泛化了，以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男一女之间既发生了恋爱和性事，便总归算是有“缘”了。这么想比较符合佛教的诠释，但不是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意思。我要强调的意思是——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如果介入了某种命中注定似的因素，即一方起初不愿认可而最终还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认可了的因素在起作用，才算是“缘”。而“缘”既是存在的，便必有好的和不怎么好的和坏的之分。不怎么好的和坏的，就不去细说它了。因为那可以唯心主义地理解为上苍对人的考验。既曰考验，人当然可以而且当然有权改变它。不试图改变，或方式愚蠢甚而罪恶，都是人自己的责任。成功地改变了，就是通过了考验。这里只讲那种好的“缘”。它之所以好，乃在于它正是人所向这个世界诉求的。哪怕你起初并不觉得它好，但它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你的人生里，最终引起了你的重视。而你一旦重视了它，你也就开始对它一次次推入到你的人生里的那一个女人（或男人）重新认识另眼相看了。结果你开始庆幸爱她对你仅有一次的人生无论如何是值得的。那么她也会告诉你，她同样感到庆幸……
而文艺和文凭，对人有着几乎相同的影响力。一个获得了真的而不是假的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原本是城里的人，其后就更像城里人了。对于这个人，按时下流行的说法，那文凭意味着一种“知本”。比缺少“知本”的城里人仿佛多了点儿“知本”，不消说，自然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啰。
文艺和人的关系也是这么回子事儿，一个人或和“文”发生了亲密的接触或和“艺”发生了亲密的接触，时间一长，久而久之，周身就似乎有了种“场”。在练气功的人那儿，叫“气场”；在被文艺熏染了的人士们那儿，叫“气质”。一个人一旦有了那样的气质，往往也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了。
乔祺原本就是一个自小生长在农村的人，那村子叫坡底村。
秦岑曾多次想要弄清楚，是他故乡的坡底村，究竟在邻省的哪一县境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但乔祺不愿详细告诉她。问了几次问不出个结果，秦岑她也就再不问了。她爱的乔祺是邻省的男人，一个自小生长在农村的男人；她觉得她对他了解了这些，也就足够了。她倒宁愿他这个自己所爱的男人，对于自己具有一些神秘感。
邻省的坡底村，因五里坡而名。
五里坡，因地貌而名。
它在邻省的省城的西南郊，实际面积不到五里，比五里要小一半。人们就那么叫罢了。
乔祺的父亲乔守义，从大跃进的年代起，便是坡底村的一村之长。
乔守义是1956年的高中毕业生，十八岁在学校里就入了党。而且，这位当年省城重点高中的团委书记，放弃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带头回农村成为新一代农民中的一个。当年的中国，正为在全国开展一场工业方面的大跃进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业方面的大跃进须得以城市的粮库里堆满了粮食为前奏。所以1956年不像两年以后的1958年，中国惟恐它的农民少了几个，因而影响了粮库里粮食的储备。
当了整整二十年村长的乔守义，早已被坡底村的人们叫做“老村长”了。某些年长于他的人，也那么叫他，既表示对他本人无可替代的个人威望的尊敬，也表示对二十年这一时间跨度的尊敬。尽管乔守义并不老，1978年才四十几岁出头。
1978年的乔祺，已经十五岁了。这五里坡中学的初一男生，可不像他父亲二十年前在省城的重点中学那么过早地领略人生之风骚。他母亲在他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