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大概也就在于那体现的是一个集体意志，很多人参加劳动，最终都参与了意见，在角色身上倾注了自己喜爱的品质，最终还你一个陌生人。

    当然，影视于今首要在于牟利，受欢迎便是成功，你要问我原作的想法，我没这意思，写那么多废话就为了给大家树一个好人。正如批评者所言，我写得都是痞子。那些貌似热情的话都是开涮。这种涮人的恶癖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是的，自以为了不起，有折腾劲儿少立身之才，沦人社会底层而不自知，肉烂嘴不烂，于话语中维持自大，像话在梦里，依旧卓尔不群，昨晚众生。是爱装大个儿的，是流氓假仗义，也有点不甘寂寞，然而，—还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笑容可掏的所谓小人物。

    我小时一直是个坏孩子，习惯领受周围人的指责和白眼，那才觉得我像我。忽一日，掌声响起来，还有人攀附，我感到迷失，进退失踞。那感觉很生猛，即舒服又不自在，舒服的同时常常不自在，这就叫堕落吧？还记得当年看到第一篇批评我的文章（这之前也有，我指的是当时最新一轮我注意到的）。是一闲人写的，登在北京日报周末版上。批评的内容不记得了，也不重要，总而言之是说我不好，一无是处，都无所谓，关键是这文章使我的心情为之一变，可形容为“一颗心落回肚子里”。与身后的恭维、怂恿比，迎面拦住去路的针砭、叫骂更使我清楚自己呆的地方是哪儿，自已是个什么东西，因而也就更容易保持住本性——我的意思是说：狼性。变成狼我所不欲，变为狗亦我所不欲，两害相权，取不得已。——这就是敌人的好处和必要。我想我是需要敌人甚过朋辈的那种人。当然我不是指批评我的人是拿枪的敌人，这是修辞，如果这么说不妥，我很乐意称他们为明眼人，拿鞭子指方向的人。

    这是实话，我感谢对我进行批评的人们。正是这些刺耳的批评，使我看到了这一切阴差阳错和指鹿为马。我想我对这一切还是不该太消极，成说太拒绝，——或者就坡下驴。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却也不必因此就把别人都当无可救药的傻瓜或一概斥为别有用心。其中有部分原因肯定在我，我表达得自有歧义，授人以柄。我想可能还是有一种小说写法可以把我知道的生活——那个本来面目，如实展示出来。说来有趣，面对批评和戏仿我竟感到自己的生活资源还完好无损，还保留着它不被人知的那种新鲜、蛮荒和处子味道。这对写作10年仍有创作欲的人而言，真是再好没有了。这就意味着我还有机会别开生面上一个台阶或叫再入一个洞天。

    也许，这倒是我矫情呢，太拿自己当事儿，不潇洒，坏了我们这种人号称的作派。那又怎么了？就算我看不开吧。

    2

    我这本书仅仅是对往日生活的追念。一个开头。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方圆十数公里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尽管我并不是真生在那儿）。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那是四九年以后建立的新城，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无一本地人氏，尽操国语，日常饮食，起居习惯，待人处事，思维方式乃至房屋建筑风格都自成一体。与老北平号称文华鼎盛一时之绝的700年传统毫无瓜葛。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地区”。我认为自已是从那儿出身的，一身习气莫不源于此。到今天我仍能感到那个地方的旧风气在我性格中打下的烙印，一遇到事，那些东西就从骨子里往外冒。这些年我也越活越不知道自已是谁了，用（红楼梦）里的话“反认他乡是故乡”。写此书也是认祖归宗的意思，是什么鸟变的就是什么鸟。

    好像是陈村在一篇短文里说，他最好的小说在他脑子里，只是不晓得，还是不想，还是没时间把它写出来。史铁生也在一篇小文里说过，每个人脑子里都曾经很精彩，如果大家都把自己脑子里想到过的东西都写出来，那就有很多亿，篇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