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会元的朋友李奎东是个膀大腰圆的汉子，仪表堂堂，在国家某机关当处长，他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接待了我们。他和刘会元很亲热，有说有笑，我，沉默寡言地坐在一边心情很黯淡。刚才刘会元告诉我，昨天晚上警察搜了我家，来了不少警车，院里都传遍了，说我犯了大案畏罪潜逃了。警察还找了他和吴胖子查问我的去向，他们一概都回答不知道，警察好像知道的事不少。还问了那对新人和一个女的显然是指李江云。他们把那对新人的情况讲了一些，对李江云没说什么光说不认识。我非常担心警察顺着李江云控着我。我相信警察一直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监视着我，我甚至怀疑这个仪表堂堂的处长，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底细。

    他和刘会元聊了会儿，拿过我带去的照片看了片刻，又打量了我一下问我：“你找她干吗？”

    我把我编好的一套伪托他人的完全无害的谎话说了几句：“一个朋友要评职称，想找她要回放在她那儿的毕业证，当时他们住在一起。”

    “没其它意思。”刘会元帮我说，“没恶意，时间过去太长，人的变化太大，老地址已经找不着这人了。”

    “这人现在住哪儿我也说不清了。”李奎东说，“我跟她分手也很多年了。我认识她后她就住在我家，所以别看我们有段时间很熟，要说她住在哪儿我也说不上来。”

    “你们是哪年认识的？在哪儿？当时她是干什么的？

    “当时……”李奎东停下来。“你问这些干嘛？”

    “我看你还是跟他说了吧？”刘会元对我说，“要不谈起来也不方便。”

    “好吧。”我把第二套谎话端出来。“她是我姐姐。十年动乱中我父母双亡，我给寄送到外地的一个亲戚家，姐姐去东北农村插队，从此失去联系。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一点音信也没有。只剩下这张照片不知道是哪年照的。要不是这张照片我连她模样也记不住了。我想她这些年一定很苦，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四处飘泊，天下哪有那么多好人。一想起这些我就心酸。”

    “够惨的。”刘会元说，“我们这哥们儿自个也够惨的，所以我说这事无论如何我得帮他。”

    “嗯，”我擤擤鼻涕对李奎东说，“我这不是要找谁算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说句官话，帐全记在‘四人帮’头上，我现在只想找着我姐姐，别的像你这种收留过我姐姐的人我只能说感激。”

    “我们认识也得有十年了。”李奎东眨着眼儿不知所措地说，“当时我也刚从兵团回来，没有工作，成天在家闲着。离我家不远是红塔礼堂，那会儿那儿老演外国片，没事我就去那儿等票。那好像是春天，天还挺冷，还得穿大衣。那天红塔礼堂演什么片子我忘了，好象是《勇士的奇遇》。我在门口等票，电影都开演了。拿票的人全进去了，礼堂门口台阶上稀拉拉没几个人，我正想走，那个女的——你姐姐来了。穿着件军大衣，手揣在兜里从我身边过，我问她有富余票吗？她瞧了我了眼点点头说有，也没有把票给我一起交给把门的撕了副券把我带了进去。我说给她钱她也不要，这样我们俩就一起看了场电影。看电影时我们胳膊肘挨在一起，散场后我问她有没有事，她反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事我们一起去吃饭，她想了想就答应了……”

    “后来呢？”见李奎东中断了，我问，“就这么简单？”

    “后来我们就认识了。”李奎东有些焦躁地说，我想他对一个不摸底的人讲述这些很不情愿。

    “每次分手我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她就住在我家去了。她对我说，她也是刚从兵团回来家里已无人，从我对兵团生活的了解看她的确在兵团干过。我从没怀疑过她，也没道理怀疑。她是那种饱经风霜的人，对一切变化都采取泰然自若的态度，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