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时开始时。那时才刚上中学，开始断续续、反反复复地做一个梦，梦见一个无脸，丰腴的女人，象跳脱衣舞一样褪去她柔软、沉甸甸的皮肤，露出满身不停翕动的嘴。每当这时，我都要死一次，尽管是在梦中，也死得惟妙惟肖，象真正的死亡一样。因而，我刚刚成年，便已饱经沧桑。

    小时候，我是个吓坏了的孩子。

    长大后，我是个在恐怖和抑郁中度日的男人。

    我知道自己是有来历的，当我混在街上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我与人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那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列的非人，不得不常常低下头来，用余光乜斜着浑然不觉的他人。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广场中心迎风摇曳的槟榔和油棕。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中午，我坐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一家豪华饭店顶层的金红色餐厅里，第一个叫李白玲的女人。她是我的朋友张燕生的女友。我昨天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今天上午才到达这个城市，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皮夹克。由于刚才在灼热的阳光下从车站走到这里，内衣已经汗湿得象块浸满酒汁菜渍的抹布，又酸又臭。可我又不能脱下夹克凉快一下，因为餐厅大量放出的冷气又让我一下感到阴冷。这个季节做纵贯全国的旅行，可以交替领略冬、春、夏三季的气温，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不舒服。封闭严密的环形巨幅玻璃窗下面，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沉浸在阳光中；一片片米色和黄色的高度一致的居民楼区缓缓穿越城市中心的土黄色江水和江上笨重的铁桥；近处一坐占地面积很大的著名的贸易中心；周围矗立着白色的大酒店，剧场和写字楼，遍布全市数不清的绿地，有着小镜子般湖泊的公园和仗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奔跑在磊街小的几十万辆各种颜色的大小汽车——再就是充斥着所有街道、广场、房屋的几百万衣衫斑斓的人群。我象一只栖息在悬崖上的飞铺一样无动于中地鸟瞰着人类引以自豪、赖以生存的这一切以及人类本身。

    三天前，我居住的那个北方城市下着蒙蒙小雨。我踩着便道上轧轧作响的、象一条条毛绒绒虫子般的埒褐色的杨树穗子，走进繁华商业区毗邻的一条不那么热闹的街。

    这条街有一些餐馆、电影院、旧货店和专业书店。电影院常放映首轮外国电影，旧货店常卖大百货商场飞翔不到的、和国产服装迥然不同的漂亮的香港衣衫，餐馆营业时间很长，供应完正餐就象咖啡馆一样供应饮料，任你买杯啤酒坐几个小时，服务员从不轰人，因而这条街麋集着全城所有闲散的、不三不四的年轻人。

    我走进常去的那家简陋的西餐馆，和混熟了的服务员开了几句玩笑，坐到常见面的几个朋友桌旁，请他们抽烟，蹭他们的啤酒喝，天南海北地胡扯。他们和我一样，没有工作，用不知哪儿来的钱泡酒饱。八十年代初，物价还算便宜，不奢侈的话，一二百块钱能喝一个月啤酒，还可以偶尔请请客。

    杨金丽穿着长统靴神气活现地走过来，左顾右盼，象个轻佻的女纳粹。我叫了她一声，她示意我到她那边的一张桌去，头一摆，眼一斜。

    “真他妈腻！”同桌的一个朋友说，“能叫谁背过气去。你快过那边去，别把她招来，受不了。”

    另一朋友梗着脖子问我：“你干吗找这个加农炮打不到底的‘喇’！”

    “是她找我，你们知道我心眼好。”

    我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走过去，和杨金丽一起坐下。同桌有两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一边喝汽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浓妆艳抹、叼着烟十分张狂的杨金丽。

    “他们说我什么啦？”杨金丽龇牙咬着烟问，“是不是嫌我没过去？”

    “是。”我点头说。“我不爱搭理他们，俗不可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