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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搁下怀里的一摞书，望望屋里，听听头上阁楼，问：“大姐走了？”

    “走了。”四姐头也不回地说。

    我想这倒很象大姐的个性，来去都不打声招呼。母亲在屋里骂：“六六你冲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见人影，家里那么多事！”我走进屋里去，很亲热地叫了一声她。

    母亲蹲在床下，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杂物，象没听见一样。过了一会，才站起来，瞟了我一眼，既怪异又冷漠。脸拉着，象在说：我就知道大丫头回家，没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说些啥，以为我不晓得？

    我不管母亲的反应，问她二姐怎么样？

    母亲说，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烧香也没烧成。我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开水，就拿了搁在堂屋的那一摞书，上阁楼。阁楼里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象是到家不久，刚洗过脸，头发有几绺湿湿的。她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大笑起来，说，“要骗你太容易，一骗一个准。”

    “骗吧，”我没生气，在床边坐下来。

    大姐自己情绪一下倒打了个转：“哼，这个家，每个人都巴望我早点走。我知道我碍人眼，占人地，让人挤得慌。”

    她说她就这二天走，但不会隔太长时间就会回来，永远回来，再也不在那个鬼山旮旯傻呆了，绝对不干。

    那是个下午，应该是下午，我记不清楚。时间在那一天对我不存在，连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我的头脑和心灵正落在喘不过气的快乐之中，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楼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马上回到屋里，对我说，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胡涂地问了一句。

    “出去一阵。放心，大姐今天还不会走，”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还以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见大姐和一个高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大姐是故意的，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那人有蓝球运动员那么高，我想，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她会真象她说的那样，离开煤矿，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四姐上阁楼来，一脸不高兴，说，“你呆在这里做啥？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河边去。”她肯定又和德华在闹矛盾，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个人是哪个？”我问四姐。

    “哪个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个晓得？”

    “乱猜的，”我边说边下楼梯，心里佩服大姐，她还真找着他了。

    大姐说过他，二人是老相识，而且早就有点意思。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为了找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是半个日本人。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1953年，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孩子不允带走。二个公安人员来押解。日本女人不愿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二个抱着她的脚。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

    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一家子还得遭罪，每次运动一来，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汉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日本崽”。那个高个男子，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动了刀子，被送去劳教过。患难夫妻多年，七十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离他而去，只剩下离婚签字了。

    很晚，大姐回来。我说，“你和他倒是一对，离婚冠军。”

    “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