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我的悲哀。我心里确也想知道黄互助用何法修复我哥的衣服，便避避影影地往黄家靠拢，但一看到黄瞳劈树根时那股邪劲，我的腿先自软了。

    第二天上午，黄互助夹着一个小包袱到了我家。我哥兴奋地从炕上蹦下来，我娘嘴唇乱哆嗦但说不出话来。互助面色沉静，但得意的神情从嘴角眉梢上溢出。她将包袱放在炕上，揭开，显出叠得板板整整的军装和平放在军装上的一顶新军帽。那军帽虽然也是用染黄的白布仿制而成，但做工精细，几乎可以乱真。尤其显眼的是，她用红绒线在军帽的前脸上，绣上一颗五角红星。她将军帽递给我哥，接着抖开军装，虽然还能看出一些皱痕，但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她低眉垂眼，粉红着脸，抱歉地说：大娘煮得时间太长了，只能恢复成这样了。天哪，这伟大的谦虚犹如重锤，猛击我娘和我哥的心脏。我娘的眼泪咕咕嘟嘟地冒了出来。我哥情不自禁地抓住了互助的手。她让他抓了一会儿，便慢慢地挣脱了，侧着身子坐在炕沿上。我娘掀开柜子，拿出了一块冰糖，用斧头砸碎，让互助吃。互助不吃，我娘就硬往人家嘴里塞。她含着冰糖，对着墙壁说，你穿戴上看看，有没有不合适的，可以改。我哥脱掉棉袄，穿上军装，戴上军帽，扎上牛皮腰带，挂上发令枪，司令员又虎虎有生气，似乎比先前更显气派。她像一个裁缝，更像一个妻子，在我哥身前身后转着，砘砘衣角，扯扯领子，又转到面前双手正正帽子，有些遗憾地说：帽子紧了一点，但只有这块布料了，将就着吧，明年开了春，到县里扯了几尺细布，再给你缝一顶。

    我知道我彻底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