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儿，是我继续叙说呢还是由你来说?我征询着大头儿的意见。他眯缝着眼睛，似乎在看我，但我知道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的脸上。他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鼻下嗅着，噘着嘴，不言语，仿佛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我说，你小小年纪，可不能染上这恶习。如果你五岁就学会吸烟，到你五十岁的时候，那还不得吸火药?他没理我的话茬儿，头歪着，耳轮微微颤抖，似乎在谛听什么。我说，我就不说了吧，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没啥好说的了。他说，不，你既然开了头，就得结尾。我说不知道从何处说起了。他翻翻白眼，道：

    “集市，拣热闹的说。”

    我在集市上观看过许多场游斗，每次都兴致勃勃，心中充满快乐。

    在集市上，看到了那位与我爹有交情的陈县长被游街示众，他头皮刮得乌青——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刮成光头是为了防止那些红卫兵们揪他的头发——腰上套着一具用纸壳糊成的驴，在锣鼓声中，他节拍分明地奔跑着，舞蹈着，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他这样子，与正月里扮耍的民间艺人十分相似。因为他曾在大炼钢铁期间骑着我家的黑驴到处视察，当时就有人给他起了一个“驴县长”的绰号。“文化大革命”一起，红卫兵们为了增加游斗走资派的娱乐性和可视性，吸引更多的观众，就把民问艺人家的纸驴给他骑上了。许多老干部写回忆录，回忆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写得血泪斑斑，把“文革”期间的中国描绘成了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但我们这位县长却用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写了他“文革”初期的遭遇。他说他骑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他说他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结合着他的回忆录，回忆当年他套着纸驴舞蹈的情景，我就明白了他脸上为什么有那痴痴的笑容。他说他只要一踏着锣鼓点，搬弄着纸壳驴舞蹈起来，就感到自己渐渐地变成了一头驴，变成了全县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家的那匹黑驴，于是他的心思就飘飘荡荡，悠悠忽忽，似乎生活在现实，又恍惚进入了美妙的幻景。他感到自己的双脚分权成了四蹄，屁股后生出了尾巴，胸脯之上与纸毛驴的头颈融为一体，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些半人半马的神，于是他也就体会到了做一匹驴的快乐和痛苦。“文革”期间的集市，并没有多少商品交易，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都是来看热闹的。已经是初冬时节，人们多半穿上了棉袄，也有一些年轻人为了俏丽穿着单衣。人们的胳膊上都套着一个红色的袖标。穿着黄色或是蓝色的军便装单衣的年轻人，胳膊上套上红色袖标显得格外神气，是增色添彩，但那些穿着黑色的、油垢发亮的破棉袄的老人，胳膊上套上红袖标就显得不伦不类。一个卖鸡的老太太，倒提着一只鸡，站在供销社门口，胳膊上也戴着一个红袖标。有人问她：大娘，您也人了红卫兵?她噘噘嘴，说：闹红嘛，哪能不入?——您老是哪一派的?是“井冈山”的，还是“金猴奋起”的?——去你娘的，别对我说这些没用的，要买鸡就买，不买滚你娘的蛋!

    宣传车开过来了，是辆从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苏制嘎斯51大卡车，久经风吹雨打日晒，原先草绿色的油漆已经黯淡，车头顶盖焊上一个铁架子，铁架子上捆扎着四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车后厢里固定着一台汽油发电机，车厢两边站着两排穿着仿制军装的红卫兵，都是一只手把着车厢边缘，一只手攥着《毛主席语录》。他们的脸通红，也许是冻的，也许是被革命的激情所燃烧。其中一个女的，眼睛有些斜视，嘴角上翘，充满笑意。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墙而昏厥，还使许多只正在草窝里产卵的母鸡惊飞起来，还使许多狗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