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法院指定的律师，但也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主要论点是被告并不知道其父犯有罪行，不存在包庇犯罪的主观故意。接下来开始法庭调查，双方各自呈上自己掌握的人证物证。在这个法庭上林星知道，警方在吴长天尸体上搜出一张从北京去广州的飞机票，而公安局在民航售票处调查时发现，购票底单上的购票人一栏里，填写的名字是吴晓，留的一个联系电话，也是吴晓的。

    这还不铁证如山吗？

    林星这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一整天都找不到吴晓。她这才知道那一天他是跑去和他爸爸单独见面了。

    律师对自己的角色还是忠实的，列举了一系列证据来说明吴晓在帮他父亲买票时并不了解其父的罪嫌。针对这个辩护，公诉人请书记员当堂宣读了公安机关的一段讯问笔录，不仅搞蒙了律师，也震惊了全场。

    这段笔录让林星几乎疯了！她没有想到她和老警察的那一段谈话，竟被制成了正规的证言，而这证言竟成为致罪吴晓的关键一环。

    问：“……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杀人，吴晓到底知道不知道？”

    答：“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告诉他的。他一直在大连拍MtV呢，他回来我才告诉他的。”

    问：“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答：“昨天，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问：“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

    答：“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问：“你们劝了吗？”

    答：“我们第二天去找他爸爸，可没找到……”

    林星站起来，她想叫喊：“不是这样的！”可她喊不出来，因为她和那老警察的对话，就是这样的！她脑子里轰轰隆隆地一片鸣响，双腿支撑不住，还没有等那位女书记员宣读完毕，就往前一头栽了下去，额头磕在前排的椅背上，“空”的一声，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醒来时是在一个陌生人的背上，那人穿着法警的制服。他们背着她跑出了法院，叫了汽车，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给她打针、输液。医生问她怎么了，是什么感觉，哪儿不舒服，她双眼不停地流泪，一句话不说。

    输完了液，她彻底清醒了，要走，可身上的钱不够了。医院的人让她打电话叫家里人送钱来。她想了半天，呼了天堂乐队的钢琴师。

    钢琴师来了，替她交了医药费。两个人站在医院的门口。钢琴师又给了她五十块钱，说：“你现在还住友谊医院吧，你打个车自己回去吧。”

    钢琴师说完，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上去了。在他把车门关上之前，林星叫了他一声：“大哥！”

    钢琴师没有下车，在车里看她。

    她问：“怎么判的？”

    钢琴师不冷不热地说：“你不是跟警察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这个罪名还跑得了！”

    林星顾不得脸上的羞耻，继续问：“判了几年？”

    钢琴师顿了一下，才说：“判他的罪名成立，但情节比较轻微，判了免予刑事处分。我们早就算过命的，吴晓的命最好。无论碰上什么灾，他都能躲过去！”

    林星没听明白似的：“免予刑事处分？”

    钢琴师说：“他不过就是帮他爸买了一张飞机票吧。吴晓这个人，对人很重感情的。当然他不像你这么讲原则，这可能是我们搞艺术的和你们当记者的区别吧。”

    林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整个天堂乐队，包括吴晓在内，都把她当做了一个告密者，都认定是她出卖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从公理上讲，谁也说不出什么，从私情上论，谁都接受不了她了。但林星并不想再解释什么，说明什么，当钢琴师“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的时候，她急得双手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