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干公安的，看不惯他那流氓劲儿，我教训他几句，嘿！壮丽明就要和我吹，吹就吹，跟葛建元搭亲戚，我心里还腻歪呢。”

    “我是干公安的，眼里不愿意钻灰星儿，怎么啦？我就是没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习惯。”

    “少跟妈摆臭谱，你干公安的怎么啦，干公安的怎么啦，公安局又不是和尚庙，想娶媳妇还不得将就点。”

    索性，他一拉被子，仰天躺下去了。“我生不求人，死不求鬼，谁爱去谁去。”他说不清是委屈还是气愤。

    她猛地掀开他的被子，抄起扫炕管帚，在他的肩头啪地一记，火辣辣的，“我叫你不去，我叫你不去，你当你是公安局的妈就不敢打你啦，没那门儿，看我今儿晚上能叫你舒坦了！”

    又一记管帚疙瘩飞下来，五四一翻身下了床，抄手抓了一件衣服，往肩膀上一枪，话也不说，一摔门就跑出去了。他听见妈在他身后哆嚷发哑的声音：

    “黑灯瞎火的，你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走！逼急了，我不回来！他心里直发狠。

    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在街上走。顶着风。风，透过薄薄的衣服，一直把胸口吹得透凉。今年的五月真冷。唉，他这是干嘛呀！为了一个葛建元，得罪了凌队长，得罪了杜丽明，又得罪了妈。搞成了这么个里外不是人的德行，可知不知道自己倒底有什么错！

    黑灯瞎火的，风又大，上哪儿去？火车站？

    他一下子想起小时候到火车站“刷夜”的事儿了，嘴上想笑，鼻子却酸溜溜的。

    那年，他刚刚上初一，十三岁，十三岁的人在家挨了打，已经懂得并且敢于跑出去“刷夜”了。

    十三岁啊，青春少年！

    可他的少年，哪儿有一点青春浪漫的味道啊，甚至连一点值得怀念和留恋的记忆也没给他留下。那时候，每天除了在学校里“复课闹革命”，应付两节“语录课”之外，大多数时间就是和那辆拣废纸的小车子做伴了。

    现在思想。那意是主人简单的东尼，底下图木板拼．成三角，形，装上三个在杂货店里买来的大轴承当钻输，上面再架上只筐。这种小车子在当年北京城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成群结队时，小伙伴们一齐野腔无调地嘴哨着，能把车子蹬得哗哗地响彻一条街，倒也威风则个！直到七十年代以后，这栋废纸的大军才慢慢在城圈子里绝了迹，大街上再也听不见那震耳欲聋的轮箍声了。人们也许都忘了，当年拣废纸还真能算个生财之道呢，满街贴的大字报足有两寸厚，用小刀边戳边扯，一会就能扯一大筐，随手抓挠个三两张毛票儿，简直玩似的。他从小是老实孩子，三毛也好，两毛也好，回家照例如数上缴，从来不象别的孩子那一样，多少“秘”起个三毛两块的做体己，也只有那一次，他被伙伴们激火儿了，三毛钱全搭了份子和大家一起买了猪头肉，站在马路牙子上狂嚼大咽地吃了。他不是熬不住嘴馋，而是受不了别人老说他穷光蛋。十三岁，从那会儿他就这么爱面子。

    就是那一次，妈打了他，也是用扫炕管帚，他一气之下跑到火车站来了，就在大厅东侧楼梯的拐角那儿忍了一宿，第二天也不敢回家取书包，就那么空手空腹地上学来了。他没想到前院儿的梁大爷他们好几个人，陪着妈一大早就在学校门口堵着他呢。妈没再打他，抱着他就哭起来了，反倒是一向疼爱小孩儿的梁大爷，戳着他的脑门儿骂：“猴崽子，人不大气性不小，打是疼骂是爱，你妈再打也是你妈，你这一撒子，看把你妈急成什么德行啦，好家伙，真敢一宿不回来，不怕流氓把你拐了去吗？”

    他也抱着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妈，我再也不买猪头肉啦，再也不乱花钱啦，再也不跑啦。”

    十七年过去了，妈妈的声音，梁大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