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爱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却很少有人想到行行都有“职业病”，更不容易想到：自己也有“职业病”。要不是葛建元的“窝赃案”，徐五四也许还得“当局者迷”下去。警察就是专和犯罪打交道的职业，不知不觉地，眼睛总爱往那些能够认定犯罪的证据上盯，而对犯罪的管定证据则一向不怎么感兴趣。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心理而已，然而流风所及，以至于对证据的厚此薄彼越来越“合法化”，几乎在刑警队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徐五四觉得，这就是“病”！看看于英雄那副愁眉苦脸的德行吧，从早上他们一起上了火车到现在，一路上就没露过一丝笑模样。他老是认定到清河农后的这趟差事全算白跑，却从不前反过来想一想，假使他们蹲在大京城圈子里不出来，又怎么能这么有把握地确认葛建元并没有犯那个窝赃罪呢？说到底，还是偏见作怪。

    当然，他也完全知道于英雄的那点顾虑：“你想想嘛，队里人手这么紧，郑媛的案子又正在要劲儿的节骨眼儿上，凌队长还肯叫咱们俩这么老远跑到清河农场来取马有利的口供，明摆着，那就是专候佳音了。回头要是按你的说法汇报，他不窜火儿才怪呢，好嘛，这不等于白浪费三天功夫？”

    于英雄愁眉苦脸也好，夸张地叹气也好，徐五四就是硬着耳朵根子不神他那根弦，他得照着自己的辙印子走车。“凌队长怎么啦，也不能黄口白牙，出入人罪呀，你怕什么？”倒不是怕，我的意思是，既然凌队长能那么肯定葛建元窝了赃，总有他一定根据吧，据说他以前和葛建元打过好几次交道呢，就光凭人家吃刑侦这碗饭的年头，办这号小案子还不是轻车熟路吗？不会没有数。”

    徐五四可不是个能轻易被说服的人，“关公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凌队长以前多么能耐我管不着，这次说人家窝赃，拿证据来呀！别老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一套，一挂挂人家多少年。”

    “咳，你没听懂我的意思……”于英雄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自己看样子也无从说清，只是无可奈何地咂嘴，“这下，凌队长非说咱们不会办事不可，准的。”

    火车离北京越近，于英雄就越显得心事重重。过了丰台站，车厢的大部分座位空出来了，他一个人占了一趟长椅，没精打采地把已经见了点发胖苗头的身子横在上面，看见徐五四从提包里拿出条毛巾来，便懒洋洋地拿眼睛问：“干吗？”

    “快到站了，不洗把脸去？”

    “晤，”于英雄心神不宁地应了一声，却答非所问：“回头见了凌队长，还是按我的主意得了，算我欠你的行不行？”

    瞧，又来了。这小子还是不甘心放弃他那个馊主意。于英雄只是诞脸苦笑。五四说话，或谐或游，他都不在乎。十年前他们并肩走进公安学校的大门，毕业后分在同一个派出所，去年又一块儿调到分局刑警队；可厮混了十年的朋友，却常常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于英雄的立身之道，五四是早就领教够了的，你就是把大道理、小道理、歪道理、不讲理，把正经不正经的法儿轮番用尽，也改不了他那个明哲保身的本性。见徐五四并未继续说下去，于英雄眨眨眼睛，大概还以为这一停顿含有尚可商榷的意思，情绪立刻显得活泼了些，“要不然，咱们把审讯记录就那么交上去，是抓是放，由凌队长自己定夺，怎么样？”五四站起来，带着点嘲弄地甩了一下手里的毛巾，一面做着移步要走的姿态，一面说：“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白纸黑字：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的才构成窝赃罪。你叫凌队长翻翻去，窝赃的前提是明知为赃。葛建元并不知道马有利偷了摩托车，嗅，光凭着那辆车在他家放过几天就定人家窝赃罪，成吗？你不想想，就算咱们公安局这么定了，人家检察院能批吗？法院能判吗？”这话不假，给一个人定罪量刑，并不是公安局一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