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志明说说，上次卫东的事还不是亏了他。”

    “我说不出来，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为什么？为什么……”淑萍又要哭。

    他赶快用话把她的情绪打断，“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每天按点上班，下了班就是帮他们厂里一个人打家具，这些我都跟昨天来的那两个警察说了。”

    “上个星期六他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吗？”

    “星期六？不知道呀。”

    “那他没说过有什么事想找我吗？”

    “他前两天说过要找你的。”

    “什么事？”他站起来，急切地问。

    “我们俩想请你吃喜酒，我叫他找你定个地方。再有，我们商量好了，春节以前把这间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大概想告诉你。”

    “噢，”他不觉泄了口气，想了想，又问：“星期六那天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早上就出去了，大概是上班吧，晚上回来的，在家吃的晚饭。”

    “晚上几点回来的？”

    “五点多钟吧，也许六点。”

    “这么说，他五点多钟从厂里回来，在家吃了晚饭，然后七点多钟又到厂里值班去了，对吗？”见淑萍点点头，他心里忽地动了一下，“这就怪了，既然晚上要在厂里值班，为什么还要这么远跑回家来吃晚饭？何苦这么疲于奔命呢？是为了回来等我？还是他下午根本就没在厂子里？那，他能去哪儿呢？”

    他慢慢踱着步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那贴在墙上的大红喜字剪纸上似乎还弥留着新婚之家的温热气息；沙发的旁边，新置了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的书册不多，插放却很整齐，他哈着腰从上到下地浏览着书目，问道：“这是你看的书，还是他看的书？”

    “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

    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

    “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

    “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

    “是，是他从厂子里借来的。”

    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鼓在擂，“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零乱不堪地散放着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了，平时呀，这间屋子拾弄得可干净呢。”

    “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杜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

    “行。”

    “这是什么，淑萍？”梅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呀？”

    “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

    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又问了些其他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

    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耀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不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地、确切地体会和感觉到杜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