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窝，那几张审讯的记录稿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桌上摊了一片写满字的纸。审讯记录中重要的段落他都分门别类地摘抄出来，颠来倒去地琢磨、比对着，各种假设一个一个地产生出来，又一个一个地被推翻了去，他期冀着能从这些供词中发现出一丝纰漏和矛盾来。

    冯汉章的派遣机关是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的供述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我是里克公司的代表，我的派遣单位在护照上写明了的。”这是审讯记录里的一段话。

    “你非法搜集我国军工生产情报，陷害我国公民，难道这也是代表里克公司干的吗？”

    “当然，我承认，干这些事并不是出于里克公司代表的职责。我是为了金钱才干的，有人愿意付给我很高的酬金，就这么回事，至于说那是个什么机关，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究竟是……是什么机关。”

    冯汉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副故作轻松的神态，这使段兴玉当场就把脸沉了下来，得给这家伙的心理上造一点儿压力了，天底下就有那么一些吃硬不吃软的人！

    “冯汉章，我提醒你注意，被审讯者在回答问话时，是不得使用外交辞令和戏谑的语气的，你虽然是外籍人，但是你背着你的国籍国政府在中国领域里进行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活动，同样要受到中国法律惩处。我奉劝你认真思考一下，争取一条从轻处理的道路才是上策。”

    冯汉章默不作声，脸色变得阴涩起来。

    “你不知道向你提供金钱的机关，但直接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总该知道吧？”

    “那个人叫威利，我叫不出他的全名，也许连威利也是个假名字，我们以前是在渥太华偶然地认识的，他好像是个推销商，我们后来见过几次面，都是泛泛的接触，次数也不多。在里克公司决定派我来中国常驻以后，他来找我，同我谈起一家大财团愿意和我做一笔生意，只要我去中国后向他们提供某些他们感兴趣的经济情报，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酬金，我同意了。当然，威利不肯说出那家财团的名称，这是做掮客的规矩。”

    “你们怎么联系，情报怎么传递？”

    “我把我在香港所住的饭店告诉了威利，在我每次去香港度周末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把情报放在指定的地点，这种放置情报的地点都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比如：公园的凳子下面，垃圾站附近的石头堆里，空酒桶里等等，这也是他们向我付钱的渠道。”

    “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

    “很杂，很零碎，从市场价格到出口贸易的情况都有，也包括施季虹给我的那些情况，要我一样一样地谈吗？”

    “你一样一样地谈。”

    冯汉章在谈那些情报的项目和内容时，态度很认真，回忆很仔细，但段兴玉却觉得他是在耍滑头，在装腔作势地演戏，他故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极不重要的情报项目，连计划生育和居民换房子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了上去，避重就轻的用心是很明显的。段兴玉耐着性子听完了，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句：

    “你指使施季虹在江一明家盗窃绝密情报，事前是怎样接受指令的？”

    冯汉章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镇定地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

    “施季虹已经在盗窃现场留下了痕迹，案发后，你们唯恐罪行败露，串演了一出移花接木、嫁祸于人的丑剧，难道连这个你也否认吗？”

    “不，我不否认帮助施季虹诬陷了那位卢先生。施季虹不爱他，一心想甩开他，她来找我帮忙，我不知道为什么竟鬼使神差答应了她，也许在那一分钟里我爱上她了，我也只爱过她这么一分钟，可是这对于我，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过我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