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快到了。这时候，一个扎小辫儿的女乘务员走过来，对着她打量了一下，又看了看她座位上的号码，问道：

    “你是南州歌剧院的施季虹同志吗？”

    “是啊。”她困惑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姑娘。

    “软席车厢一位乘客请你去。”

    她先是有些意外，但马上想到可能是市里哪一位她父亲的部下从剧院里知道和她同车，特地想照顾她一下。于是便从行李架上取下皮箱，跟随乘务员向软席走去。

    软席车厢位于餐车的后面，当她尾随着乘务员穿过一条细细的过道走进很空的餐车的时候，一个身材宽大的中年人迎面拦住她的去路。

    “是施季虹吗？”

    听声音很不客气，她对那人打量了一下，突然认出他就是在公安局第二次听她检举卢援朝时在场的一个，脸上顿时变了色，吃吃地答道：

    “是，是我。”

    那人向她递过一张三十二开大小的白纸，说：“你看这个。”

    白纸上眉头横写的三个黑体字赫然撞进她的眼睛——逮捕证！

    她张大了嘴想叫喊，喉咙里一阵战栗，声音却全被从心底里升上来的一股绝望的寒气凝结住，发不出来。她的两腿一软，身子刚要往下倒，就被两个像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女民警从后面架住，推着向车厢门口走去。

    列车在西郊站停了两分钟，又缓缓启动，继续向北京方向驶去，她却被两个女民警挟持着下了火车，钻进候在站台上的一辆灰色上海型轿车里，全速开回南州市来。

    她被领进了一间宽大的审讯室。迎着南窗上射来的刺眼的阳光，她望见屋子当中孤零零地摆着一只方凳，在方凳的前面，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桌子后面逆光端坐着四个人。她定神辨认了一下，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早上在火车上抓她的那个大个子；一个是听她检举卢援朝的那位负责人，另一个更熟，就是曾经去找过肖萌的那个女的，只有坐在桌角的一个胖胖的年轻人是以前未曾见过的。

    她在表面上已经镇定下来，双手插在裤兜里，没等那几位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问道：“哎，你们抓我，告诉我父亲了吗？”

    没有人回答她，桌子后面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坐下。”

    她的身子抖了一下，双膝迟疑着弯下来，屁股就挨到了凳子上，但嘴巴上盛气凌人的势头仍然没有减下来：

    “我父亲到底知道不知道？”

    坐在审讯台中央的那个人翻看着台面上的材料，眼皮都没抬，还是那种冰冷而缓慢的声音：

    “回答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她张着嘴愣了片刻，终于像垮了一样软下来，用低回的声音答道：“施季虹，一九五○年生，南州市歌剧院演员。”

    段兴玉这才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倦意，额头上蒙着层薄薄的油汗，从昨天早上到现在，他和陈全有小组的几个人一样，还没合过一下眼皮，吃过一口热饭，神经似乎已经累得有点儿麻木了。

    昨天中午散庭以后，正在局里参加处以上干部贯彻市委工作会议学习班的纪真打来电话，要段兴玉和陈全有小组认真检查一下失败的教训。来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开会，但并没有把时间花在检查失败的教训上。会上，段兴玉只是用了短短两分钟，先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他觉得找原因、查教训都应当先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赶快确定出一个下一步的工作方案来。他提出了三点想法，一、从卢家搜出的特务用具极大可能是施季虹为达到陷害目的而放置的；二、施季虹不过是个提线木偶，她身后一定有一个指挥者；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诬陷案件，而是特务组织周密策划的一次行动，行动意图可能是为了掩盖施季虹盗窃机密的罪行。这三点分析意见博得大家一致赞同，因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