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

    “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她。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

    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宜。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

    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

    “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

    “能想想吗？”

    “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

    “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

    “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

    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

    “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

    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

    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

    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

    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

    “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