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可以改变和消退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可以学得善于起来。我年轻。我有的是时间。我有能力，我还能做出新的工作成绩来证明我的一切。况且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包括许多领导，都是同情我的，他们在暗中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即便是那几位下决心要狠狠教训我一下的领导，也没有采取彻底抛弃我的态度。最起码还给我工作的机会，用他们的话说‘将功补过’，‘在哪儿跌倒，还在哪儿爬起来’。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让我干活儿，我就有未来’。但这一回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从表面上，事情好像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我的生活一切照常。但我人生的心理防线却彻底垮塌了。这一回到陶里根去，我觉得自己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缜密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方方面面的安排部署都是经过再三考虑，也可以说做到了滴水不漏。我完全有把握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破一个不是随便哪一个刑侦高手都能破得了的大案，在自己的一生中写下最经典最精彩的一笔。然后，带着满身的伤疤．‘光荣谢幕’。这里所讲的‘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还不单单指要去破一个从来也没破过的大案。不是的。更主要的是要补足我一生的一个遗憾。我回顾我这一生，做的事情不能说少了，但是，这些事几乎都是在瞧着别人的脸色的情况下做的。当然，回过头去说，人类处于当下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姓资的，还是姓社的，都免不了，有人活着主要是在摆脸色给别人瞧，而有的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只能瞧着琢磨着别人的脸色在活着。这跟当官不当官有权没权当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现如今情况还不尽然是这样。一个看自行车的或社区保安，按说是绝对的下层小人物了吧，但他同样拿着看自行车和守护社区这点‘权’对人吆五喝六。记者大夫教员评论家按说也不是官吧，但你跟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打交道，不给额外的好处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活这一辈子．你得处处低头才行?这让人太难受了。我一直想干一档子这样的事：它能让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干。我原以为，去陶里根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以为在那儿不可能再出现任筒的意外来打破我这个设想。但是我错了。最后证明，活了将近六十年．我还是不成熟，非常不成熟。所有那些我应该想到的变异，应该防备的事情，我仍然没有想到，没有防备。我被最值得信任的人抛弃了。最可怕的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第一，我的年龄摆在这儿，第二，为了到陶里根来干这件事，我选择了退休，我脱掉了本不该脱的警服。第三，最可怕的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警惕我。出了这事以后，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周围的各色人等，都知道我到陶里根是来‘秘密查问题’的，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就像是打量一头受了伤、但又在街上蹈达的狮子。他们只知道狮子是要吃人的，而他们偏偏又都是‘人’，以为我会‘吃’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一头‘狮子’只吃坏人，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认定的‘坏人’。饶上都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不公开跟我对抗．他依然趁用我．甚至继续给我优渥的待遇。但让我在人群中孤立。没有人们的接近和支持，我将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留在离里根，除了做他挣钱的工具外，我将一事无成。这家伙特别明白。现在已经不像十多年前了，你不能再指望人们听说你在反腐败就一拥而上，高呼万岁。绝对没这样的事了。反腐败战略推行了十多年．决心不能说不大，战果也不能说不‘辉煌’，上自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科长主任、村长乡长．每年少说也要抓个几千几万。但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了，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