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颗子弹没出膛)

    应该说，那天东林他是带着一股强烈的失落和绝望情绪，从余达成的办公室夺门而出的，还应该说这种失落和绝望的情绪当时让他的精神几乎濒临崩溃。别以为我这是在你们面前故意夸大其辞。如果你们能了解到我们这一代人对“组织”、对“同志”、对“领导”那种几乎近似“神圣”的敬重和向往，了解到东林为了去陶里根执行这回任务，内心曾经经历了一番怎么样的挣扎，就能明白那天他为什么会陷入那样一种失落和绝望之中，为什么出了余达成办公室，在那样一场雷暴雨中居然会忘了关车窗，任凭大雨那样浇淋，开着车在市内漫无目的地几乎转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

    ……然后，他回到陶里根，便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两三天拒不见人，也不去公司上班。他报了病假。他当时的情景，确实也跟大病了一样，脸色灰暗，急剧消瘦，一开始连说话的心思和力气都没有，而且还拒绝去看病，真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也急坏了。那两天里，省轻工业公司每天一个电话催我回省城。他们办了个高级技工培训班，急等着我去开课。但东林这副模样，我怎么能一甩手就走了呢?而且还不敢跟东林的老婆和闺女说。怕她们担心，更怕事情闹大了，越发地说不清楚。于是，我让培训班的领导把我的课往后挪了挪，又坚持着在东林身旁守了两天。那天东林的情况突然好转，一直不吃东西的他，居然还喝了半碗肉糜粥，小半个馒头。傍晚时分，还在院子里走了走。到晚上，心急上火了好几天的我，也是累得不行了．终于能松下一口气来了，便想早一点歇着；没料想刚躺下，就听到东林从他那个房间里细细簌簌地走了出来，好像是要找我说点儿啥。在我房门前犹犹豫豫地踯躅着。我浑身乏力，强撑着下了床。打开房门=他歉疚地对我说，好些天没刮胡子了，想借用一下我的刮胡刀具。我赶紧给他准备好热水和一应用具，但他却呆坐在那儿．并没有想刮胡子的意思。“咋的了?哪儿又不舒服了?”我问=他苦笑笑。拍拍身边的沙发，对我说道：“陪我待一会儿……这两天把你一家人都折腾坏了。我这也真是的……”他一边自责，一边再一次地歉疚似的苦笑了笑。他这么一苦笑，倒让我难过起来。跟他交往这么些年，还真没看到过他如此谦和，如此自责过。“算了算了。余大头有余大头的难处，你就想开点算了……”我趁机劝了劝。“坐一会儿吧……”他再次这么请求道：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在房间里独自憋了几天后，他想找人聊聊了，想发泄发泄了=我想．这也好．索性让他敞开来说一说，有助于他情绪的平复和振作，便立即顺应着他说道：“你要真不想睡，我陪你上我书房去坐会儿?”书旁在院子的另一个角落里，在那儿怎么聊，都不会吵了别人的休息。他果然很痛快地跟我去了书房。果不其然，坐下没聊几句．他就开始向我诉说起当初接受任务来陶里根搞这秘密调查的背景情况来了：这些情况，他一直也没跟我细说过。我也不便向他打听。没想到今天他却主动倾诉起来。

    他说，那天在兴安宾馆从余达成那儿领受了任务，他还是挺有顾虑的。当时他没有马上回家。出了兴安宾馆的大门，驾驶着支队里的那辆老“普桑”，回到市中心中央广场西南角那棵老楸树下，望着被浓重的夜色笼罩下渐渐冷清起来的广场和广场对面日伪时期建的那幢结实而庞大的钢筋水泥大楼，望着从大楼一旁幽静又黝暗的街口驶进驶出的汽车．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他问自己，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有这个必要去卷进这么大一档子事情里去吗?即便是“还有这个必要”．已然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自己，“还有这个可能”去跟一些人“作对”吗?他清楚．在这档子事情里，自己将要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否则像余大头那样的人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的神秘和谨慎。他还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