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就让他回去了。

    回到家，慧芬居然还没睡，还在大房间里不安地等着他。

    “没事吧？”她忐忑地问道，一边赶紧给他拿来拖鞋。换了鞋，他一声不吭地往床上一倒。慧芬便在床沿边上呆呆地坐下，既不敢探问领导把他叫去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也不便随意说些软话来安慰，只得忧心忡忡地看着两眼发直、一个劲儿地只知呆望天花板的他。

    “你睡吧。明天上班还要起早。”过了一会儿，邵长水说了这么句话。

    “那……你也睡吧……把外衣脱了……”慧芬赶紧起身，想为邵长水打开被子。但邵长水却没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坐起，直奔壁柜而去。不知他要在壁柜里搜寻什么，总之，上下左右所有犄角旮旯里全搜索了一个遍，好像还是没找到，便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急急地问慧芬：“你到底让赵总队和李主任从家里拿走了几件东西？”

    “两……两件……”慧芬结巴地答道。

    “到底拿走了几件？”他提高了声音再问。

    “两件。就是你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那两件东西。”慧芬答道。

    “那，我夹在这个小镜框后头的那件东西呢？”他举起一个小镜框，大声问道。小镜框里存放的是他们家一对宝贝儿女的照片。当时女儿十一岁，儿子一岁。他还给照片题了个名，就叫“十一和一”。这是长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慧芬不说话了。

    “你把我夹在这镜框背后的那片东西，也交给那两位领导了？”邵长水真有点急了。

    “没有……”慧芬艰难地答道。

    “没有？那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东西……”

    “东西你给我放哪儿了？”

    “东西我烧了。”

    “烧了？天呐。你烧了？你！”邵长水一下冲过来，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头发，痛揍她一顿似的。但冲到慧芬跟前，他却绝望地站住了，悲怆地看着惊惶失措的妻子，极度无奈地摇着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嘴里却只是喃喃地数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干吗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什么吗？”

    那天，在陶里根，带着劳爷写下的那两个血字回到宾馆房间，邵长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他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完全想不到事情整个儿地会有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变局。一个“奉命”秘密地来调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问题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说自己是被谋杀的。从小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花篮里花儿香”长大的他，心灵受到的震撼可以说无法形容。同时，内心也一直在翻腾，考虑回省城后，怎么向组织汇报，要不要如实报告劳爷本人对这起事件性质的判断。从良心上、从职业道德和规范上来说，他应该如实汇报，也必须如实汇报；从感情上，从职业本能和直觉上，他确信劳爷不会在临死前还“做秀”、“造假”。也许有人会做秀造假，但劳爷不会。是的，现在谁也说不清劳爷这个血淋淋的判断背后到底还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更说不清他老人家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又何在。但有一点是应该能肯定的：他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这两个字，一定包含着他这几个月来秘密调查所得的全部认知和切身体验。这两个血字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刑警用他一生的良知和生命勇气写成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虽然说得简单而残酷，但其内涵，和半个多世纪前牺牲在法西斯绞刑架上的那个捷克民族英雄优利乌斯·伏契克最后喊出的那一声：“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是同样的深长和沉重。邵长水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如实汇报就完全愧对这位老前辈和自己头顶着的那颗国徽。但经验告诉他，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