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们举着火把，在天空等待。我却在地上站着，而且要永远地、永远地在地上站着……

    ……黄泥屋。十来间，几乎都一个模样：低矮。敦实、粗糙。全像不圆也不方的泥团。只是个儿大些。它们散乱地分布在两个小土包之间，被一个起身并不高、方圆却不小的板皮院墙团团圈围住。那些板皮，灰白；带许多黑褐的疤结，被风沙和蹭痒的牛羊，打磨得秃光溜滑。院墙后头有马号。马号后头有机车库。机车库后头，那砂砾地便跟女人的奶子似的隆凸起，上头作着一根鱼骨状的电视接收天线。还有引人注目的五大间新瓦房。红瓦。院门前四根木桩上拴着四只狼狗。它们早已注意到向这厢移动过来的那些小黑点，便不安地凶狠地猜叫，并把那在梆硬的砂砾地上磨擦得锃亮的铁链子，“哗朗朗哗朗朗”。不远处，总场油库那几个庞大的贮油罐闪发银灰色的光。

    这就是秦嘉的家？谢平从手扶拖拉机的小拖斗里勉强撑起半拉身子，迷惑不解地张望。开手扶的是秦嘉的“儿子”，大旦。看那模样已经有二十四五岁了吧，也好一副铁骨泥胎长相。

    大院的主人，秦嘉的丈夫，五十来岁的李裕，这时刻，脱了上衣，正在院前空地上，码着弓箭步，推天举山似的练那石锁石担，看见来人中还有女人，便喝住狗们，直起身，紧盯住她们从拖斗里半折起的肥大的臀部和在风中紧往前拱曲的秀美的脊背。馋馋地看了会儿，待看清，那裹着红头巾的是小得子齐景芳，那瘦得跟干瘪铁皮油壶似的是自己老婆秦嘉时，便立即皱了皱眉头，几自笑着骂了自己一声：“操！什么眼力！”丢下石锁、石担，抓起搭撂在一半拉碌子上的皮大衣，上前去迎她们了。

    这个李裕就是那年跟赵队长一起蹲看守所的那一位。早先，他在河南上蔡下四乡当副乡长。父亲在县城里开过饭铺，卖包子的主儿。高小毕业，跟着土改工作队去下四乡，后来就留那达了。那年，头一年实行义务兵役制，他弟弟想参军。不到年龄。他让乡里的文书给出了个假证明。改了出生年月。说实话，那时的人脸皮子薄，也真较真儿。让人查住后，闹了个大红脸不说，他弟弟非但没参上军，还从乡供销社给退回高级社去劳动。他自己也觉着再难在乡里待得；看巧，那年组织青年垦荒队，支边，就主动要求带队进疆。到羊马河，当过司务长。在场部招待所当过管理员。后来当副队长。六一年六二年，他被“下放”，当了个积肥大组的大组长。队里按规定，给每家每户一分地的自留地。他狗日的，到高包里边，伙同积肥组里几个“盲流”，东一片，西一块，刨了好些“小开荒黑地”。头一年偷偷上麦子，说是孩子馋白面馍。第二年，种紫皮大蒜和黄烟，倒到老乡公社的集市上去卖，还养了十六箱蜜蜂，贼大胆。你看吧，十六箱蜂子朝出晚归，黑压压一片，可说是铺天盖地。那一年，他们就得了千把块钱。几家女人的手腕子上都戴起了钢亮钢亮的上海表。到冬天，妥了，整风，他们就做了“典型”。队长到蜂房卡了火。蜂子全冻死。起出蜂箱和留种的紫皮大蒜、黄烟，拿到各分场巡回展览，也包括那几块钢亮钢亮的上海表。他呢，跟着“巡回”。现身说法。自我解剖。他也真痛哭流涕，表示要“悔过自新”。事情本来就此了结了。没想第二年，他大组里有个叫岳俊才的老小子，“贼心”不死，偷偷地又搞了四分地的黄烟。种那黄烟，最难弄的是育苗。那黄烟籽比芝麻粒还小。娇着呢！土得用箩筛过细了，育在脸盆里。深了不行，浅了不行；湿了不行，干了不行；热狠了不行，冻了不行；晒不着太阳不行，一天晒到晚不行；肥大了不行，肥小了蔫不溜不给你好好出，也不行……真他妈的比伺候个亲爹还叫人心烦。那几天里，岳俊才的小三子得了病。烧得厉害，直抽抽。他老婆让他骑上车，带着她跟小三子，到师部大医院去瞧瞧。他一想，去师部来回怎么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