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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宗三是那天下午五点得到通知，要给他更换监室的。没有了单独的小院。单独的铁门。没有了带盖的马桶。双倍的温水。也没有了写字桌和温暖的煤油灯。新监室只有一个七平方米的窄长的空间。他不知道应把自己的那些衣物放在哪儿。特别是他还写了一些东西。他自己视之甚为珍贵的东西。押送他到这边监室来的几位班长都走了以后，他还抱着那一小包东西，呆呆地坐在黑暗中，久久地没能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回悟过来。我不知道，各位看客是否有这种“被拘留或被感化或被隔离审查”的经历。只要有一次这种经历的，我相信就一定会记起，在这种情形下，人的某一部分神经会变得异常地敏感、脆弱。提讯的人脸上多了一丝温和还是少了一丝温和、在某一个问题上是多问了一句还是少问了一句、问的时候是抬起头问的还是低着头问的、听的同时是作记录的还是没作记录、作记录时是认真记的还是只不过勾勾划划在做做样子的……甚至当天的晚饭是早十分钟送来的还是晚十分钟送来的；你都会十分在意，并都会引发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心理涟漪和排阔而来的情感震荡。况且，几位班长带他过来时，给他上了手铐（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后来走的时候，却又没有替他取下这铐子。一开始他还以为他们忘了。他叫了他们一下。（他以为还像前一阶段似的，甚至还可以跟班长们开开玩笑。）他们没回头。他以为他们没听见。于是他又叫了声：“张班长……”这一下，无论如何是应该听到了的。因为“张班长”的脚步突然停顿了一下，还以非常快的速度回过头来斜瞄了他一眼，尔后，却以更快的速度，走出门去，并以从来没用过的大声，碰上了铁门，并“咔嚓”一声上了锁。

    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是忘了，而是奉命把这副铐子“留”在他手腕上。

    这说明什么？

    什么？

    什么？

    他呆住了。

    事后我得知，年轻的朱副专员一到通海，一下车，首先就奸污那十几名妇女的事，提讯了谭宗三，几分钟之内，谭宗三就全部承认了，并在口供笔录上签了字。副专员拿到这签字后，立即以加急电的形式，向上海局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下令马上把谭宗三转移到看管更为严密的监号里。然后才带着他那一个组的人，到小会议室来听取我的“汇报”。而我那时候，却还什么都不知道哩！

    我失职。的确是严重失职。

    我怎么没想到，他还干了那样一种混帐事情呢？

    可是……

    可是什么？

    还有什么“可是”的？

    我匆匆走进谭宗三的新监室。助手在我身后端着一盏煤油灯。陪同我走进监室的还有那两位大胡子值班看守。谭宗三慌慌地站了起来。脸色显得格外地苍白。怀里还抱着那一小包东西。即便是这样，他也没忘了惶惶地拉一下袖口，想在我面前遮掩一下腕子上那副黑黢黢的熟铁锻打的手铐。

    “坐……”几秒钟后，他稍稍恢复了一点平静，又本能地显露出他那股“文静的”和“绅士的”风度气派，淡淡地。（虽然多少已有了一点尴尬）笑了笑，先把那个小包安放到地铺上，然后挺直了一下上身，用友好的（虽然也已多少带上了一点讨好的）目光，去跟其他那几位打了个招呼。新监室里连一张板凳都没有。坐什么坐？他很快知道自己说漏了嘴。歉疚地看看我。但看到我一直板着脸，他脸上那勉强流露的微笑也立即收敛去了。

    寂静。大约有几秒钟时间。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匆匆赶来这举动，实在非常可笑。我难道还要责求一个已被拘禁在押的“人犯”对我完全“真诚老实”？难道我还要对谭宗三说，我对你如此宽宏大度，你却待我如此不仁不义？我还要责问他什么？他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