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对他们来说，几乎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上中学时，他们就有自己的车了。而当时可可家还有几个孩子一起挤在父母亲那套六十多平方的房子里，最小的弟弟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从那些海外亲友与父亲的谈话中他们得知，父亲当时也是可以走的，因为父亲和空军的关系，父亲甚至可以将全部家眷带走。但父亲却留了下来。孩子们不无责怪地问，你为什么不走？可可记得父亲沉思了很久，说，我要说了，你们又会说我被共产 党洗了脑。我可以很认真地说，那个时候，共产 党不喜欢国民党，许多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国民党。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留了下来。一是离不开家乡，二是希望等待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关注共 产党的主张了，我们也读共产 党的报纸，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赞同他们的民主自由理论，觉得他们比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好，比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要好。

    孩子们又问，你现在后不后悔？

    父亲说，也后悔过。后来想，后悔做什么？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想做一个有操守的人，你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得失相当。你们想，那个时候，一个飞机座位是要十几根金条来换的。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上十个座位，一百多根金条我都不后悔，还有什么值得后悔呢？要说后悔，我倒是很替共产 党后悔，让那么多真心实意想为国效劳的人伤了心。

    据那些海外亲友说，可可的父亲不但自己留了下来，还将许多宝贵的测绘资料也留了下来。那些资料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时间，也节省了大量的资金。为此他还冒了很大的风险。

    在可可的印象中，父亲和岳父在他们极其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有两段时间是很相似的。一是五十年代中期，他们都沉浸在一种建设的热情中，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走到同一个舞台上。父亲在结束了战乱，脱离了一个他厌恶的政府之后，希望用他的知识，专心专意为国家作一些工作。岳父则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脱下战袍，拂去硝烟，大刀阔斧地建设自己打下的这一片江山。可可至今还记得，1956年的一天，父亲回家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他连说话的音调都变了。父亲说他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了武汉，召集知识分子开了一个会，说要掀起一个建设祖国的新高潮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大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段时间是文革，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都在挨斗，都在认罪，都在痛骂自己。一个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劳动人民的罪人。一个说自己是叛徒工贼内奸的应声虫马前卒，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反对毛主席的罪人……当他在岳父家看到那一摞摞与父亲曾写过的一模一样的检查时，心底涌出了一种莫名的荒诞感。

    全家到齐是腊月二十九，东胜一家乘飞机从美国东部飞回来。他们春节不放假，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双双向老板要了几天时间。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了。

    给老爷子办的祝寿宴和年夜饭就放在一起了。开始之前，各家将给老爷子的寿礼一一拿了出来－－这是大伙预先约定好了的。尚未摆放酒菜的大饭桌上，一瞬间花花绿绿堆起了一座小山来。有食品，有补品，有服装，有祝寿的工艺品，有十二波段的全频道收音机，有助听器，还有各家给老爷子封的红包。东胜家给的是美元， 888元，东胜说，这叫“爸爸发”。西平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柄多功能拐杖，能报警，能放电自卫，能听收音机，能装急救药品，还可以在人倒地之后，反复地告诉路人电话号码。西平当时就把电话号码设定好，然后拄了拐杖，歪歪斜斜走几步，装作发病似地往沙发上一倒，顺手扔下拐杖。那拐杖立刻就发出汽车报警器一样的蜂鸣声，紧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请帮我拨打电话XXXXXXXX请帮我拨打电话XXXXXXXX……周而复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