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或迁徙他乡，成为永远的异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已逝去。可可的父亲一直在大学里教书，教的专业是航空测量，已退休多年。文革时，可可才知道，父亲还在国民党空军测量大队干过，军衔相当于少将。可可曾问过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想起来去当国 军呢？当时，武汉正在长江里打捞一艘著名的战舰――中山舰，那艘战舰在抗战初期被日本飞机炸沉，舰上数百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那艘战舰在滚滚浊浪中沉睡了半个世纪之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要浮现出来――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可可的父亲说，你去问问中山舰上官兵！见可可不解，父亲说，那艘船上的许多人，都在海外学习过，学的是现代海军。那时，我们国家就只有这么几艘舰船，国难当头，你还能作什么选择呢，到延河里去划木船去？航空测量是要开飞机的，当时谁有飞机？只有国民 党空军有飞机。在大学教书当然好，又安全又舒适，还可以留在沦陷区拿日本人的高薪，可还是有那么多人走了。从军报国，到大后方去教流浪大学，摆地摊，过苦日子……作为一个人，总得有些血性。打通滇缅公路，修筑战时黔桂公路，绘制各大战区地图，许多测量人员都死于日机的偷袭和轰炸，死于瘟疫和劳累，还有一些意外事故。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自己成了反动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闭眼睛的。再说，那个时候，连共产 党的军队都编入了国军，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民族危亡之际，党争和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这些话，可可的父亲几十年来从不曾说过的。

    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亲带了刚上小学的孙子进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亲是不太看电影的，连学校大操场上放电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惨烈的战争片，孙子看到中国军队打日本军队，便叫道红军！红军！爷爷说，不是红军，是国民革命军。孙子问什么是国民革命军？爷爷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孙子问，那坏蛋怎么会打坏蛋？爷爷说，他们不是坏蛋，他们是英雄。

    这一类的尴尬，中欣的父亲也曾遇到过。中欣说，他们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到父亲单位的礼堂去看电影《聂耳》，看到聂耳那个歌舞班到战地医院去慰问沪淞抗战中的伤兵，也喊红军！红军！后面有几个大孩子说，胡扯，那是国民党兵，你看那军装！连红五星都没有！中欣他们就问父亲，父亲说，看电影！哪那么多话？

    可可的父亲说，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师长，叫王铭章，四川人。在那场血战中阵亡，他的灵柩运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全城老少夹道迎灵，各种供品摆满了一条街。还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共两党的要人都出席了，都发表了声情并茂热血沸腾的演讲。那是武汉人很难忘记的一天。中国人民第一次从日寇势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亲的从军，是不是和那个战死的王师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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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欣认识可可的时候，可可正是一个年轻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为此，在人们都平和下来的时候，可可又多遭遇了好长一段日子的折腾。可可的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走近一个异类时，正是可可被单位审查的时候。外调人员跑到北京，发现可可未来的岳父竟是一个资深老干部，便惊慌地向老人家报告了这一切。可可的岳父当时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对女儿说，你要进了他的家门，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女儿说，我已经进了他们家的门。可可是好人，可可家里也是好人，我不再相信你们说的那一套了。父亲说，老子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女儿说，可可的爸爸不打仗，他是搞测量的。父亲说，这些情况我比你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