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

    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刘晓波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的急迫心情和叛逆精神，包括他的某些意见，可以赞同。问题在于，批判东方封建就否定东方文化，那么批判西方封建是否就要否定西方文化？批判宗教对人性的压迫，是否就要把宗教艺术一笔勾销？这样就太简单了。题材后瞻和精神倒退好像也不是一回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多是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但很难说那是一场倒退的运动。而且谈文学也不宜用“进步”和“倒退”这样一些词。不懂得功利观和审美观是两种不同的尺度，要求文学附庸于功利，用一种即便是十分现代的功利观，来统一所有的文学，这本身就不“现代”，与现代多元思维方式相去甚远了。

    刘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本位”，因此必须彻底抛弃。但我看不出，西方传统文化是如何不“理性本位”的。而且中国的庄禅哲学，从来就涉嫌非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为表，以庄禅为里；以孔孟治世，以庄禅修身。庄禅哲学中所包含的相对观念、直觉观念、整体观念，至今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笔财富。中国人对此知道的不多，西方人能理解的更少，仅有爱因斯坦、莱布尼兹、玻尔、普理高津、海德格尔等学界大智者，才惊叹东方文化的智慧。我们要做的事，是要研究这种智慧在中国近代以来怎样变成了一样空洞无用的精神鸦片，研究庄子怎样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使它的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出了阿Q，就连坐庄子，对什么都觉得自惭形秽。

    把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情绪，扩展为文化上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是一种思维越位，一种走火入魔。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这个命题的范围界限在哪里？让十亿中国人都戒中文用西语、禁绝中医独尊西药？我怀疑这不是立论者的本意，他们只是借助偏激来增强自己声音的响亮度而已。我们不必过分认真。

    主题可以是思想，是线条的；也可以是情绪，是块面的。当然也可以线面结合，又清晰又朦胧。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来自省和自新，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但这些主题不是一些定论，几乎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

    小说应该是一些困境。这家有“齐物论”，佛家有“不起分别”说，也是困境。我有一次说，作者对描写对象的认识过程，在创作中应该是一次成功，也应该是一次失败。于是发现自己迷失了，把读者也引入了一种迷失。但这种迷失是新的寻求的起点和动力。哲学、科学、文学，最终总是发现自己对着一个奇诡难测的悖论。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情绪和直觉的解放，通向新的逻辑和知识。

    无须偏好眼下某种被视为“新潮”风范的晦涩沉闷，有时为了把思想情绪表现得更强烈，不得已牺牲一点明朗，私心也当遗憾。应该尽力做到把故事写得明白。读者读不懂故事，作者应负其责；要是读者读懂了故事却不解其含义，责任在于读者自己，在于读者自己的理解力。若预感到这些含义还有些价值和趣味，那就一起来自找苦吃吧。当然，很多读者恐怕没有费这种气力的必要，他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干，时间很宝贵。

    巫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