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讨论，没有什么发言资格。

    记：很多读者不能忘记你翻译的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书被看成是政治反思小说，你成了对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一个作家。到1990年代你批判的锋芒更为强烈，在你的写作中昆德拉对你的影响大吗？

    韩：我受到过很多作家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昆德拉的影响。翻译就是精读和细读，因此昆德拉给我影响更大也未可知。他的眼界和手法都非中国“伤痕文学”所能及，政治批判与人性的追问融为一炉。但这并不妨碍我挑剔他，对他的某些思考和表达并不满足，比如他对“轻”与“重”的思考过于玄奥和勉强，还有关注“存在”的现象学时髦，他其实也不必去赶。当然，不满意也是受影响，可以视为一种激发反作用力的广义影响。一个作家读书就像吃饭，吃下了很多作品，但具体说哪一些鱼肉长了我的哪一个器官，哪一些瓜菜长了我的哪一块骨头，恐怕不容易说清，说清了也不值得你相信。

    记：人是文化动物，一个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这个族群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实现，知识分子的质量集中表现了整个族群的质量。很多读书人经常感叹民众的愚昧，我看你的不少随笔都在反省知识分子的问题。批判的锋芒十分尖锐。在现在这个讴歌物质化的社会潮流中，你的审视和警觉显得很孤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准确。

    韩：我并不孤立，志同道合者很多。也许不到20年之内，我们眼下很多流行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面目全非。比如随着绿色GDP和人文GDP概念的提出，最权威的经济学原理和最主流的现代市场制度，都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随着中国物质匮乏的时代基本过去，在脱贫焦虑感大体缓解的时候，人们也将更为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地来比较中外文化资源，可能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对全球文明建设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这不是说几个文化人想怎么样，而是生活现实逼着文化人只能这么样。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创造之源。生活的推进，总是使一些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