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我参加了一次调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个叫“永向东”的群众组织，想解脱两个省委干部，事先须查清这两个干部全部亲人的政治情况。为了避免对立派别的攻击，他们摆出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邀请红卫兵派人参加调查。就这样，乳臭未干的我居然进了审干组，居然捞到了一次公费漫游全国的美差。

    我们首先到了北京、锦州、沈阳的好几座监狱，了解那个干部的一位堂兄。堂兄原是一个重要电台的播音员，五十年代中因为一次现场直播时把共产党要人“安子文”误读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先后在上述监狱里服刑。我惊讶地发现，不管他写下了多少上诉材料，所有的审理者都觉得他为一个字付出十五年的生命是应该的。当我们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觉得自己罪有应从他把年仅十五岁的我也叫作“政府”： “政府，我再也不会上诉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从电网和大墙下走回我们住宿的大车店，我突然生部一种恐怖：一种对“安”字、“宋”字以及其它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车店以外还响着武斗的一阵阵枪声，到处有街垒，有弹痕，有硝烟，经常有一车车大喊大叫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把大车店里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九六八年的辽宁，“红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泽东思想”派正在围剿“毛泽东主义”派。火车站那边一场恶战，竟使火车停开，使我和三个同行者在大车店里窝了整整两个星期。这一切也许很难被后来人理解，比如很难被我的女儿理解。在后来人的眼光里，除了“红司”、“革司”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理论、作派、趣味、表情、着装、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事过境迁之后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读学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那么一场场红着眼睛的相互厮杀是怎么发生的？

    这就如同我曾经不能理解十字军的东征。我读过天主教的《圣经》也读过伊斯兰教的，除了“上帝”和“真主”一类用语的差别，两种宗教在强化道德律令方面，在警告人们不得杀生、不得偷盗、不得淫乱、不得说谎等等面，却是惊人的一致，几乎是一本书的两个译本。那么十字与新月之间为什么会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圣战？他们用什么魔力驱使那么多人从东边杀到西边又从西边杀到东边，留下遍地的骨和数以万计孤儿寡母的哭嚎？在黑云低压以及人们不会永远记住的旷野，历史只是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吗？是词义碰撞着火花？是词性在泥泞里挣扎？是语法被砍断了手臂和头颅？是句型流出的鲜血养肥了草原上的骆驼草，凝固成落日下抹一抹的闪光？……

    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不断造就着语言的血案。我不以为这是语言的魔力，不，恰恰相反，一旦某些词语进人不可冒犯的神位，就无一不在刹那间丧失了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无一不在为势不两立的时候浮现出最大的同义性：成为战争主导者们权势、荣耀、财产、王国版图的无谓包装。如果说语言曾经是推动过文化演进以及积累的工具，那么正是神圣的光环使语言失重和蜕，成为了对人的伤害。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这个世纪获得了科学和经济的巨大成果，也留下了空前的环境危机、怀疑主义、性解放。留下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它几百次战争的纪录，使战亡人数超过了前十九世纪战亡人数的总和。这个世纪还喷涌出无数的传媒和语言；电视，报纸，交互网络，每天数以万计的图书，每周都在出产和翻新着的哲学和流行语，正在推动着语言的疯长和语言的爆炸，形成地球表面厚厚积重的覆盖。谁能担保这些语中的一部分不会触发新的战争？

    语言迷狂是一种文明病，是语言最